郑毅讲述“海上马车夫”与徽州茶
茶、是徽州人的生存之源，生活之境，亦是生产之景……徽州何时植茶，难以稽考。但是，徽州人植茶制茶业茶，以家族承袭祖业，以生命贯穿始终；历史上，徽州茶与徽商，相辅相成，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徽州茶是中国茶的佼佼者，也是中国茶的杰出代表；徽州茶的种植、加工、品饮、功效、贸易和发展的历程及茶文化的影响，在中国茶叶发展史上不仅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有着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郑毅讲述“日不落帝国”与徽州茶
徽茶、辉煌！——徽州茶外销史概述简述唐宋明清徽州茶唐乾元元年（年），陆羽在《茶经》中明确提出“歙州茶”；其时，徽州大量种植并产茶，而且是声名鹊起并畅销各地。唐代时期，徽州茶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茶品名目多：唐时歙州、祁门、婺源等茶区产有方茶、膏茶、先春茶等。二是茶叶产量多：歙州司马张途说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茶区大量种植茶树，茶园面积广大。三是茶叶品质甚好：唐人扬晔《膳夫经手录》称“歙州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四是茶叶从业人员众多：唐代的祁门茶区，“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当地百姓从事茶业的人口比例竟然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五是茶叶市场产销兴旺：史料记载：歙州、婺州生产的方茶，主销梁、宋、幽，并诸州；并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供需关系和产销市场。同时，文献还记载歙州、浮梁、祁门等地“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的情景。六是茶叶知名度较高：如“祁之茗，色*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就是时人对歙州茶的赞誉。又如《茶酒论》介绍的“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茶）”；说明各地甚至是“万国”的商人都慕名而来。（注：万国是一个汉语词汇，释义为万邦；天下泛指各国。《史记·五帝本纪》载：“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茶酒论》同时也表明，唐代歙州茶行销内地及西藏地区，同时也运销回鹘、吐蕃等域外之地。徽茶
唐代歙州茶的兴起和发展表明其茶叶生产和贸易规模都相当可观，尤其是“浮梁歙州”茶区，不仅是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中国茶业重心从巴蜀向东转移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茶酒论》中关于“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茶）的盛况描述，既是歙州茶的真实写照，也是“歙州茶”的绝妙广告，更是刻骨铭心的区域形象宣传。唐朝开拓西域以后，将茶叶制成出口商品，一度曾远销西域和中亚诸国，以致《新唐书·陆羽传》说“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由此可证明，在唐朝中后期，随着开辟西域、建立商路，茶叶也成为同少数民族交易的主要货物之一。其时，歙州茶沿丝绸之路传回鹘、再传波斯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地区。所以，《茶酒论》说“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茶）”。对此，阿拉伯人所著《印度中国航海记》中也有类似记载。据史籍记载和估算，在茶叶贸易量兴盛的唐宋时期，最多约为10万吨；而当时的徽州，茶叶输出量也是高达全国贸易量的四分之一。宋朝，徽州人罗愿写了一部《新安志》，其中《卷七·洪尚书》中，明确记载了西域人酷爱喝茶的习惯：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说“蕃部”每天都吃酥酪依赖喝茶解渴，堪称“嗜茶如命”，这可视作是西域人喜欢喝茶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徽州茶经由茶马互市传入西域后，在宋朝又被进一步发扬，它不仅成为了西域主流的饮品，甚至一度使人成瘾而“日不可缺”。与此同时，随着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茶在宋朝开始也逐渐传到了周边的日韩等国并在当地生根发芽。明代，徽州茶开始了划时代的技术变革和创新，松萝茶成为了代表！明人沈周（-年）在《书岕茶别论后》中记述了徽州松萝茶。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年）的《事物绀诛》，在九十七条茶目中也记述了松萝茶。其时，在中国茶叶技术从“蒸”到“炒”的过程中，松萝茶脱颖而出并成为了中国茶叶技术革新的领先者，它不仅成为了古代徽州的名茶，更是成为了当时中国的名茶。同时，松萝茶的“炒青”制作技术还先后传播到安徽南北各地和赣、鄂、闽诸省、县茶区，以致被广泛推广。茶学专家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九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名茶志》记载：南宋以后，江南茶区名茶生产全面崛起，明清时代达到鼎盛，主要原因是松萝茶的诞生以及其制作技术的普及，以致有炒青型名茶始祖的松萝茶，到明代中后期时，已经远近闻名了。明朝前期因防御“倭寇”，实行“海禁”。当时，朝廷同海外诸国的经贸往来是以“朝贡”的形式来维系的，在此基础上生发并扩展民间的贸易。同时，随着明朝海外移民的增加，茶叶的对外贸易也随之发展。同明朝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皆尝来往广东”，因而广东地区在明代兴起了海外贸易。因此。素以经商而闻名天下的徽商，“北达燕京，南极广粵”，进入海外贸易口岸市场。尤其是当西欧对中国茶叶需求进入导入期并期望大规模进口时，徽商疾足先得，将松萝茶远销广州然后转输外洋，因此，徽商成为了中国最早“发洋财”的茶叶商帮。同时，也为徽州茶的出口外贸立下了铺路架桥之功。自此，徽州茶叶在松萝茶的带动下，开始了它走向世界的辉煌之旅！清代史学家赵翼《檐曝杂记》记载：“自前明设马御史（年），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船来，所需中国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西海以外。”这说明在15世纪初期，茶叶向海外输出的规模很大。因此，当明成祖为宣扬国威和发展对外贸易，派郑和七次下西洋，从而使茶叶能够在亚、非诸国得到广泛的认识，这对华茶的传播无疑是有着正面的效果。特别是隆庆年间（年-年），朝庭开放海禁以后，“番夷市易，皆趋广州”，以茶叶、丝绸、瓷器等为外贸大宗商品，其中茶叶外贸额占了中国外贸总值的六成以上。清代是徽州茶兴盛的年代。其时，徽州茶叶种类迅速增加，红茶绿茶并驾齐驱，尤其绿茶品种日益繁多。在茶叶市场需求的刺激下，茶号茶行快速崛起，遍布集市且交易频繁。徽州茶以品种好、品类多、品质优而声名鹊起，以致茶叶出口外销市场完全打开。自此，徽州茶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屯绿茶是继松萝茶外销出口兴盛之后的一匹黑马。当时因为松萝茶产地狭小，产量有限、价格高昂、花色较少等缘由，在无法满足世界各地日益高涨的消费需求时，从松萝茶中演化出来的屯绿茶，以珠茶、雨茶、熙春三类共10多个花色、品级问世并再次成为中国茶外销出口的主力*！屯绿茶问世以后，以叶绿、汤清、香醇、味厚之“四绝”品质特点蜚声中外并被誉为“绿色金子”。值得一提的是，在极盛的明清时代，中国茶叶基本是垄断了国际市场。如年，中国茶叶出口量竟高达13.4万吨（值约三千三百五十多万银两，约折合四千二百五十四万多美金）。此时，中国茶叶的出口贸易量可谓是世界之最，而徽州茶的外销售出口则是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据《安徽志?财*考》记载：光绪初期，也就是在年前后，徽州外销茶每年即有9万多引（注：1引=斤）即外销茶叶一千万斤以上。另据民国时期《农报》第1卷21期记载：安徽屯溪为洋装箱茶制造集中地，每年出口箱茶不下10余万箱，约值千余万元，大部运销西欧，以英国、法国、意大利销路最大。因此，屯溪茶业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成为了皖南地区茶叶的集散场所，亦是屯绿茶的精制中心，其经济地位在皖南地区“非其他县镇所能比拟，所以称其是甲于皖南”，即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名列前茅！在中国近代的茶叶历史上，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产量之大、质量之好、价格之高、出口之多、畅销之广、影响之深远，以至它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她的踪迹并留下了美好的声誉。也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在中国茶叶的出口外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茶叶影响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过程中，还是在引起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里，抑或是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茶叶发展、竞争与变革中，似乎都有“熙春”茶的身影……年，祁门红茶诞生！祁门红茶是中国红茶的佼佼者，自问世到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获金质奖章，短短40年时间就走到了茶界巅峰。年以后，徽州茶业的发展步伐明显迟缓。其时，外销茶除了屯绿祁红以外，俄国等进口国还需要大量的砖茶，因此屯溪砖茶厂应运而生。年8月，屯溪砖茶厂开始制作茯砖、米砖、青砖等8款砖茶。由于原料充足，培训后的工人技术娴熟，每天能出砖茶块（即10担）；模型增加后每天可达块；加之原料好、技术好、制作好、品质好，所以屯溪砖茶通过汉口转销到国际市场后很受欢迎。由此可见，徽州茶商的市场意识、经营策略以及销售技能等等，都是超前的、灵活的且符合市场规律和消费者需要的，更值得时今的茶业经营者学习借鉴！民国二十七年(年)，为了适应战时需要，民国*府特指定茶叶为统购、统销物资，并指定财*部贸易委员会管理茶叶出口贸易。同年6月7日，贸委会于公布《管理全国茶叶出口贸易大纲》，指导实行统购、统销运动，由于积极响应并参与统购统销以及进行茶叶改良，以致徽州茶出口有所增加。民国二十八年(年)，“屯绿”茶贸易量高达箱，约合多吨，此后两年也都在吨以上；“祁红”茶贸易量达箱，约合多吨，同时，祁红茶的价格，也较上年提高了80%至%。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经济发展遭到严重威胁。而徽商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市场竞争中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市场竞争却有着独特的认识。徽州茶商在市场竞争中吸取教训，由商业经营茶叶为主的模式转向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民国时期的徽州茶商以实业救国为己任，将商业资本转向茶叶生产产业，并以产业集群的组织架构，产品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创立了国际知名的“祁红”、“屯绿”品牌，成功拓展了“祁红”、“屯绿”茶叶大规模对外出口贸易。将茶叶产业发展为民国时期的支柱产业。随着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经济体系，逐步放开国内市场，徽州茶业在清末民初的十余年间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金期。所以，这期间的徽州外销茶保持了产销两旺的良好势头。当然，在获得相对可观的利润同时，也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