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与维新：旗袍的前世与今生
作者
顾凡颖照片
左思
引子
张爱玲（-）以现代作家的身份广为人知，她的名作《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等，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在屏幕上演了一遍又一遍。在作品中，张爱玲对男欢女爱有着独到又犀利的见解，王小波称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但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是，年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张爱玲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时装精”。
张爱玲在散文《童言无忌》里写，作家张恨水（-）“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这大概是中国传统男性眼中的理想女性。而她张爱玲，却不是，也不愿是这样的。她自幼便有个性，对服装的美有一种天生的追求。八岁要梳爱司头（如意髻，因酷似一个横写的“S”而得名），十岁要穿高跟鞋；曾用祖母一床夹被的被面做衣服，好似《乱世佳人》里用丝绒窗帘做裙子的斯嘉丽一样；也坦白曾在五岁时因为父亲的姨太太给她做了一身当时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短袄长裙，而喜欢那位名唤老八的从良妓女。
张爱玲也确实赶上了中国“时装”大发展的年代，从清朝到民国，正是中国社会辞旧迎新，“旗袍”在女子服装的舞台上从无到有直至大放异彩的年代。张爱玲凭着天性中对衣裳的敏感与讲究，在年写下了一篇讲述民国服饰史的精彩文章——《更衣记》。
《更衣记》里讲旗袍在民国十年横空出世，“年，女人穿上了长袍”。“长袍”即旗袍，张爱玲讲它发源于满洲的旗装，随着年满清入关，这种满族女子穿着的袍服就和汉人女子穿着的袄裙一直并行，各不相犯。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提出了“五族共和”，主张民族统一。年2月12日，宣统皇帝颁布诏书宣布退位，中国进入了民国时代。可是民国十年之后，却“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要知道汉族女子堂而皇之地穿袍服，这在清代也是不曾有的事情。对于旗袍的出现，张爱玲的解释是女人们都穿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
年，还只是个一岁婴儿的张爱玲，就这样于懵懂中见证了旗袍的发迹。
旗女之袍：北京城里的前世
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张爱玲《更衣记》节录
问所从来
“旗袍”的“旗”字，应当是指清朝“旗人”的意思。可是在清代，旗人不论男女，并不把自己所穿的袍服称为“旗袍”。当时的记述中，对满族女性服装的笼统称呼有“旗装”“旗衣”，具体而言又分“衬衣”和“氅衣”，都没有“旗袍”这种叫法。
目前可考的资料中，“旗袍”一词最早出现在张謇（-）所著《雪宦绣谱图说》中。这是一本记录当时顶尖的绣女沈寿（-，号雪宦）口述的刺绣理论的书，书中介绍刺绣所用的绷子时说：“绷有三，大绷旧用以绣旗袍之边，故谓之边绷。”这大概就是“旗袍”这种服装名称的“首秀”，可是这本书写于民国七年（），作者张謇是汉人，口述者沈寿也是汉人，由此看来，“旗袍”这种叫法并非出于旗人自称，而且它的出现已经是民国年间的事情了。
不过就算在民国初年旗袍的称谓产生以后，旗袍的穿着也并不普遍。当时的报纸、刊物上对新兴服饰的记录、讨论有很多，可是在年以前的出版物上，很难查到有关旗袍的记述。直到年以后，大量关于旗袍的文字资料才涌现出来，说明旗袍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起来，之后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女性服装。
那么，旗袍是不是承袭满族女性的旗装改良而来的呢？自民国时代起，人们对此就有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旗袍是由清代旗女的袍服直接发展而来，是清代女袍形制的翻新；另一种观点认为，旗袍是民国初年女子为了寻求女权的解放和男女的平等，效仿男性的长衫而产生的。前引张爱玲《更衣记》中的记述，所持的就是后一种观点。
而对旗袍传承自清代女性旗装的观点，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民国早期旗袍的形制与清末的满族女服实在是很相似，都是宽身造型，大襟右衽以盘扣系结，衣长至膝盖上下，下摆两侧开叉，所有衣缘均加镶边，包括衣身连袖一体的裁剪方式都如出一辙。若说民国旗袍与清代旗女之袍完全无关，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只不过在从旗女之袍到民国旗袍的演变过程中，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纷扰动荡，也有诸多新思想、新技术、新生活方式影响着旗袍的形制，女性对自身服装的诉求再不是一纸服制可以限定的。若要弄明白旗袍的源流变迁，大概需要细细地讲上一大篇了。为了行文时方便区分，本书姑且将清代的旗女之袍称为“旗装”，而将民国以后的改良旗袍称为“旗袍”。
早期的满族袍服
满族女性自来就是穿袍的。袍作为一种服装形制在中原历史悠久，《诗经》里就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东汉时候刘熙《释名》讲袍是衣裳一体的长衣，长至脚面，最初只作内衣或私服，东汉以后才被用作正式的服装，男子和女子都可以穿着。自南北朝以来，女性最主要的日常服装形制是上衫下裙，可历代也都能看到一些女性穿袍服的文字或图像记录。南北朝至唐代女性穿袍的例子在“唐女袒装”一章里已经讨论过了，自宋以后，袍服在女性的衣箱里虽然不是主流，但也还是少量存在的。例如在福建福州发掘出的一座南宋淳祐三年（）女性墓葬，墓主人是宋朝宗室子弟之妻*昇，结婚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墓葬中随葬了她出嫁时陪嫁的大量日常衣物，而且出土时大部分保存完整。其中服饰件，包括有11件袍服，阔袖5件、窄袖6件，都是直领对襟的款式。
考古学家认为，满族的先民“肃慎”人从大约三千年前起，就生活在黑龙江宁安牡丹江镜泊湖一带，以游猎为生，并且以擅长制造弓箭闻名。南北朝时肃慎又称为“勿吉”，隋唐时期因为居住在黑龙江流域而被称为“黑水靺鞨”，以劲健骁勇著称。至辽、金时期又称为“女真”，并历经公元年至年间的金朝。在辽、金、元、明时代，女真人主要穿左衽袍服，或圆领或交领，衣长至膝盖与小腿之间，衣身和袖子紧窄，两面或四面开衩。史称女真族“女子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从努尔哈赤时代向归附的女真部落发放生活用品的记录中也可以看到，各式朝衣、袍子等衣物“按等级全部平均分配给男女”（《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五），男女通服，并不需要做性别区分。可证女真女子的服装与男子相同，也是袍服。
17世纪初，女真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于年建立了后金*权，并将各部编为“八旗”。年，努尔哈赤将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年，改国号为清。满族在入关以前的袍服，满语称为“衣介”，是男女老少一年四季都穿着的服装。每件袍服由整块衣料裁剪而成，基本结构是圆领、大襟、左衽、四面开衩、束腰和马蹄袖，没有任何不必要的系袢、口袋等装饰。这些服装结构都来自对民族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适应。
满族生活在东北地区，那里气候寒冷，尤其是在冬天，需要有可以抵御风寒的服装，上下一体的袍服显然比上衣下裳结构的衣服更能够挡风御寒。宇文懋昭《大金国志》记载女真早期“厚毛为衣，非入室不撤衣，衣履稍薄，则堕指裂服，惟盛夏如内地”，因此不论男女贫富，非皮衣无以御寒，“裤袜皆以皮”。因为皮毛御寒性能好的缘故，满族人继承了女真人爱穿毛皮的习俗，袍服夏季是单衣，春秋是夹衣，冬季则是毛皮质地。朝鲜人申忠一曾在《建州图录》中描述他所见的努尔哈赤及众将领的着装：“头戴貂皮帽，着貂皮护项，身穿五采龙文天盖，上长至膝，下长至足，皆裁貂皮为缘饰。诸将亦有穿龙文衣者，只其缘饰则或以豹皮，或以水獭，或以山鼠皮。”努尔哈赤与麾下将领的服装等级区分不在是否可以使用龙纹，而在使用皮毛品类的不同，可见皮毛对当时满洲人的重要意义。窄袖接“马蹄袖”，也是为了保暖的诉求。衣袖宽了会灌风，箭袖即俗称的马蹄袖覆盖在手背上，既可以为手背保暖，又便于双手交叉缩进袖内取暖。颈部通常还有以盘扣系结的立领包裹，以增加御寒效果。
满族服装除了保暖之外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行动方便。满族长期以来是个过着渔猎生活的民族，人人擅长骑射，自然要求服饰合体、简洁，便于骑马奔驰、狩猎战斗。据说少数民族服饰自古皆左衽的习俗本就源于骑射的需要，一是以右手拉弓弦、挥刀剑时不会拉扯到右腋下的系带，二是左大襟里藏有防身的武器和随身的干粮等物品，需要用时可以方便地以右手掏出。生活方式还决定了满族传统的袍服下摆宽大，在前后左右四面开衩，便于翻身上下马背。
皇太极时代，为了安置新招募和来降的蒙古人、汉人，在原有的“满洲八旗”建制基础上，又于天聪九年（）创建了“蒙古八旗”，崇德七年（）创建了“汉*八旗”。这些编入八旗中的蒙古人和汉人，享有与满八旗相同的地位和待遇，视同满人，也穿旗装，在清初就已经满族化了。所以说清代穿旗装的，实际不只是满族人，还有八旗之中的蒙古族人和汉族人，旗装是旗人之服装，但并不完全只是满族人的服装。
入关后的旗装变化
年入关以后，整个满族全部南迁，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骑射活动从日常生活中淡出，于是袍服的下摆由宽大改为收敛，袖口却由窄变宽了。马蹄袖失去了实际用途，平时挽起变成了富有装饰意味的衣饰，只在遇见上级或长辈行礼的时候才左右手互相拍打行“掸袖”礼，将马蹄袖放下表示致敬。随着清代等级服制的建立，袍服开衩的数量由功能性的设计变成了区分身份、等级的一种服装特征：“满汉士庶常袍，皆前后两开褉，便于乘骑也。御用袍、宗室袍，俱用四开褉，前后褉开二尺余，左右则一尺有余。”
入关以后，满族人学会了植棉、纺纱、织布以及养蚕缫丝，袍服的面料种类变得更多，出现了许多棉布、丝绸质料的旗装。满族女性本就喜好刺绣，爱在服饰的衣襟、鞋袜或荷包、枕头上刺绣鹤鹿、花草等吉祥图案。所以清代女性的袍服在左衽变换成右衽的同时，越来越注重装饰性，积极吸收汉族的各种工艺手法，并且大量引入汉族服饰中的刺绣纹样，绣饰、镶滚变得日益精致和花哨，使得袍服的视觉美感大为增加。
清代入关（）之初还没有要求中原汉人改易衣冠，自顺治九年（）起，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废除了明代的冠冕、礼服以及男子服装，要求所有男子剃发易服，统一穿着满族人的服装。而对女子的*策却不一样，推行了俗称为“男从女不从”的*策，允许汉族女子沿用汉式女装。而对满族女性，有清一代在服制上一直严禁她们穿汉式袄裙，坚持让她们穿着满族的旗女之袍。
在入关之前，清太宗皇太极（-）时，满族人一面与明朝的*队激烈交战，一面也越来越多地接触中原汉俗、吸纳汉族官吏，有些满族人喜爱汉服、沾染汉俗的事情在所难免。皇太极三令五申，强调满族人必须保持本民族的传统习惯，不许亲王大臣们学穿汉人的宽袍大袖，要求八旗子弟、宫女奴仆都要穿满族服饰。据《清实录》记载，皇太极于崇德二年（）曾对诸王、贝勒说：“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嗣后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悉令遵照国初定制，仍服朝衣，并欲使后世子孙勿轻变弃祖制。”在崇德三年（），又下谕礼部：“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对民族服饰的坚持贯穿了清代始末，以保持其民族的独立性。
在女装方面，满族妇女的典型便服着装是上梳两把头，身着宽大“旗装”，足蹬花盆底鞋；汉族妇女的典型着装则为平头圆髻，上穿滚边袄衫，下着长裙，脚穿弓鞋。这两种装束分别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服装式样最基本的两种形制，即衣裳连属制（深衣制）和上衣下裳制。虽然清代朝廷严禁满族妇女穿着上袄下裙的汉式衣衫，清初满族女性和汉族女性在服饰上尚能够保持泾渭分明，但是满汉服饰文化长期交融，清代中期开始，随着当时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和各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融合，旗女之袍在样式上逐渐受到汉族服饰风格的影响，吸收了很多汉式服装的造型元素和装饰手法，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和改进。
衣领方面，原本女真、满族在关外穿衣都是有立领的，但层叠穿着的衣物只有一件有领即可，所以具体到某件袍服来看，有的是有领的，有的是无领的。清初的旗女之袍也有圆领（无领）和低领的两种，在不用领时颈部也不会完全裸露，而是在颈间加一条白色领巾。清中期以后，采用立领的样式大为增加，而且窄狭的领头逐渐加高，形成了像元宝的侧面轮廓一样中间低两边耸起的领形，被称为“元宝领”。
衣袖方面，受汉族女装衫袄大袖特征的影响，满族贵族女性旗装的窄紧的马蹄袖被改去，逐渐变得宽肥，还出现了大挽袖、套花袖等款式。“大挽袖”是指袖长超过手臂，在袖里的下半部分绣有精美的纹样，穿着时将袖子超长的部分挽起，露出里面的彩绣。“套花袖”也称“补袖”，是指外袍的袖长仅仅过肘，在袖内另接一段与袍服颜色不同的面料，穿着时内袖长于外袖，长出的一截内袖也展示出各种精美的刺绣纹样。这些在衣袖处玩出的花样，都是习自中原汉服女装的设计细节。在嘉庆十一年（）和二十二年（），嘉庆皇帝两次下谕，重申八旗女子不可效仿汉族服装，对八旗女子模仿汉族妇女衣着、擅自改变衣袖宽度的风气予以严厉斥责：“倘各旗满洲、蒙古秀女内有衣袖宽大，一经查出，即将其父兄指名参奏治罪。”可见至清代中期，满族女性加宽旗装衣袖的行为，已经普遍到令统治者对能否保持满族服装的民族性感到忧心。于是在道光（-）以后，形成了以白色挽袖代替马蹄袖的旗装特点，既满足了满族女性对宽袖时尚的追求，又以变通的形式保持了旗装与汉装不同的独特样式。崇彝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清代中后期满族女性拜年时“以氅衣有绣花挽袖加卷领为恭”，说明挽袖已经完全取代了马蹄袖在礼仪场合表达恭敬的象征意义。
衣长方面，最初满族女子与男子一样擅长骑射，所以所穿旗装也与男子的样式相似，前后左右四面开褉，衣长只到小腿，便于骑马活动。但随着满族女性，特别是上层宫廷女性的生活越来越局限在高墙深宫之中，对旗装要便于活动的要求就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美观的追求。普通旗装的衣长增长至脚踝，贵族女子和宫廷嫔妃因为穿高木底旗鞋（俗称“花盆底”或“马蹄底”鞋，来源于满族祖先“削木为履”的传统习惯），衣长甚至超过了脚，以遮盖住鞋子。旗鞋的木底高度一般在5至15厘米之间，穿上以后要求女性体态端庄才能站立行走，而且旗鞋由旗装下摆挡住部分，视觉上大大增加了女性的身高，再加上头梳旗妆髻“如意头”，更显得身材颀长、比例匀称，颇具美感。
衣饰方面，旗装上缝制的滚边，最早是用来加厚、修补衣服上容易破损的部位，例如袖口、领口、下摆这些穿着时经常产生摩擦的位置，具有比较明确的实用功能。自清代中期开始，官宦女眷们越来越注重旗装上的镶滚和绣饰，一直在追求服装的华丽和生动之气，夸张的款式、精致的细节处理、铺张的用料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色，继而带动着整个社会的女性着装风气，向着精细奢华的方向发展。
清代旗装的工艺繁复，是历代袍服所不及的。天子贵胄朝袍上盘金满绣的团龙、团蟒纹样精细华美，在历代服装中可以称之为“最”。官宦女眷制作旗装用的面料大多是精美的绸缎，为显示穿着者显赫的地位和尊贵的身份，又在衣料上以写实的手法绣出带有各种吉祥寓意的图案纹样，一袭旗装绣花图案面积可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费工、费料超乎寻常。这种用料、选色的华丽取向，正好成为区分着装者身份等级的界限。宫廷旗装按官品等级选用华贵的面料，如缎、绡、绸、纱及剪绒织物，并且用色明朗、艳丽，平民的旗装则多用些素净、灰暗的颜色。
在晚清，镶滚花边也完全发展成了一种装饰性手法。贵族女子通常在旗装的领、襟、袖的边沿部位用很多道宽图案花边镶滚，滚边之间刺绣的花色图案也极为丰富多彩。当时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的说法，更多的可以达到十几道。经过如此烦琐工艺加工后的旗装、马甲，色彩绚丽，花纹精美，成为女子旗装中最为奢华的装饰成分。这种夸张的装饰风格在咸丰（-）、同治（-）时期达到了最高峰，据说最夸张的时候在北京等地盛行“十八镶”的做法，就是在女子旗装上镶滚十八道衣边才算好看，一件袍服只能看见花边，而衣服本身的质地、面料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
“衬衣”和“氅衣”
衬衣是满族传统服装中穿作内衣的一种袍服，因是内衬的衣服而得名为衬衣。因为满族人无论男女穿外袍均有开衩，有时开衩高至腋下，如果没有内衣很容易露出身体，显然是不合礼仪的。所以在外袍之下“尚有一件长衣，似便服而非便服，则衬衣是也。凡穿官服之袍，前后均开衩，若内无衬衣则露腿，所以必须内穿此衣”（《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正因为如此，内搭的衬衣是没有开衩的，要将身体完全遮挡住。清代女子衬衣的基本形制是圆领、大襟、右衽、直身，袖子平直，袖长至手腕处。
清代前期的衬衣用料和装饰风格都比较朴素，以穿着实用为主。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衬衣的袖子变得宽大，并开始大幅度地增加装饰性。在道光（-）之后，由于其装饰效果越来越强，深得满族女性的喜爱，以至于出现了内衣外穿的局面，将之作为居家穿着的便服。但是衬衣的主要用途毕竟还是内衣，穿到公开场合终归不雅。于是在衬衣的造型基础上稍作改动，另一种穿在衬衣外面的新式旗装——“氅衣”出现了。
氅衣和衬衣的造型非常相似，也是圆领、大襟、右衽，最显著的不同是氅衣左右两侧高开衩，并在两边开衩的顶部各有一朵以刺绣花边装饰成的“如意云头”。氅衣的装饰手法比衬衣更加讲究，更加华丽，镶边层数也更多。在民国旗袍出现以后，许多造型特点都可以追溯到氅衣的形制上。如果给氅衣加上领子、收缩腰身，就很有民国早期旗袍的样子了，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氅衣就是民国旗袍的雏形。
晚清女装的满汉融合
清代自入关以来，就秉持着“国俗衣冠，一沿旧式”的冠服理念，并将服饰问题提升到了“立国之经”的高度加以重视。历代皇帝都学习满汉文化，但也都对满族人的汉化问题深感忧虑。康熙朝时，康熙皇帝就注意到八旗子弟开始远离骑射，渐趋文弱，而旗女们也开始追逐汉装时尚，因此严厉申饬警戒。乾隆、嘉靖年间因为汉学大盛，满族女性也屡有效仿汉装的现象，乾隆二十四年（）甚至出现了满族旗女使用汉族妆饰入宫选秀女的事情。旗女不爱旗妆爱汉妆的情况令乾隆皇帝感到忧心，于是颁发上谕：“此次阅选秀女，竟有仿汉人妆饰者，实非满洲风俗。在朕前尚尔如此，其在家，恣意服饰，更不待言。嗣后但当以纯朴为贵，断不可任意妆饰。”（《清稗类钞》）
但是敕令并不能阻止民间满汉女性对审美的共同追求。乾嘉以后，汉族女服流行“双袖阔来过一尺”的风尚，旗装也受此影响，袍服袖口向着平直宽大的形制转变。到了晚清，民间满汉两族经过长期的杂居共处，彼此的生活习惯已逐渐趋于相同，又逢清末光绪年间满汉通婚大门的开启，更加速了满汉文化融合并汇的脚步。当时民间流传着满汉服装相互学习，“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的说法。
在汉式女装影响着旗装的同时，旗装的独特风格也使汉式女服产生了变化。前述旗女袍袖因为受到汉式服装的影响而由窄变宽，而另一方面，汉族女子的衣袖又因受到旗装的影响而由宽变窄。生活于明清之际的叶梦珠（-约）著《阅世编》记载明末女装流行窄袖，“袖初尚小，有仅盈尺者”，清*入关以后强制汉族男性剃发易服，激发了女性以突出自身服饰的汉族特征来表达民族情怀，于是汉女衣袖一时“大至三尺，与男服同”。随后，伴随着全国局势的逐渐稳定，加上入关后满族女性窄袖旗装在社会上的大量出现，“自顺治以后，女袖又渐小，今（康熙朝）亦不过尺余耳”。至乾隆年间，由经学兴盛带来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增加，汉族女子的衣袖又有变阔的趋势，“女衫以二尺八寸为长，袖广尺二，外护袖以锦绣镶之，冬则用貂狐之类”（李斗《扬州画舫录》）。至嘉庆朝，《都门竹枝词》中描述汉族女子衣袖是“双袖阔来过一尺”，直到清末同治、光绪朝的时候，也仍是“袖广一尺有余”，袖宽始终没有再回到“褒衣博袖”的程度。
清代直到光绪朝之前，都是禁止满汉通婚的，所以汉族女性除了丈夫在朝为官的可以随夫穿戴朝珠补服之外，绝大部分人一生中都与旗装无缘。满族作为清朝的统治者，旗女的旗装自然也具有“上层社会”身份象征的意味，会引起汉族女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