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孟浪
年的两报大展在我看来恍若数码时代在中国透支了一个少年代而上演的虚拟庆生典礼。中国诗歌终已告别江湖,庙堂也将永不再现。文学正在作者的笔下回归它的本义。而尚存的、不绝的快意口水,谁都知道那毕竟不是隽永诗篇。
不敢掠人之美,更不敢掠“历史之美”
记忆是很可怕的东西,仅仅20年,甚至根本不消20年。敬亚当年说“历史将收割一切”,我看是“记忆将收割一切”。
年两报大展(“中国诗坛现代诗群体大展”),我是在上海“一手遮天”、二话不说、三下五除二就把“海上诗群”整个儿推入其中的主事人。当然大展前后地下诗歌界烽烟四起的那阵子,我正时不时在诗歌江湖上南北游走,与我书信往来过从甚密的(尽管其中数人至今未曾谋面)有万夏、李亚伟、杨黎、胡冬、西川、黑大春、梁晓明等各路好汉;年秋天我到了深圳,也确是应徐敬亚之邀,在参加深圳青年诗人协会成立暨“中国第一届现代诗研讨会”的名义下曾两进两出深圳,直到年1月中旬,两报之一的《深圳青年报》菩萨难以自保时,折身回了上海。过中国新年之后拿着费尽周折办来的边境通行证第三次进入深圳的时候,我已是前往任职的深圳大学编辑出版中心的编辑了。
我不是两报大展的策划人之一,这是我要借《南方都市报》一角特别予以澄清的(当时我只是两报大展数十个群体中的一个重要诗群集结、亮相的主要召集人、代言人)。我不敢掠人之美,更不敢掠“历史之美”。但这些年来诗歌江湖上却都这么传,媒体、出版物上也跟着这么写。
错了,记忆错了。连敬亚都记错了。要知道,我两袖清风于年10月间在深圳第一次出现在徐敬亚面前的当口,那些豪情万丈的流派啊群体啊,早已列队在印刷机的油墨滚筒前急不可待地等着吐露、呼啸而出了。
“红皮书”被历史“收割”至今
正确的史实是,那册让两报大展形式文本化、文献化的“红皮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之所以能够出炉,确实与本人直接相关,或者说是我和敬亚二人一手(是两手吧)炮制的。
两报大展刚结束不久后的那个冬天,后续轰动效应还在接踵而来,敬亚很振奋地说至少有作家出版社、工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等三四家出版社来电来函,表示要把两报大展的作品结集成书。我与两报大展上各地群体中北京、成都、杭州、南京等重镇的实力诗人均有较密切的往来,对当下的地下诗歌界创作状况也有较齐整的了解,敬亚于是诚邀身在深圳的我立即加盟,一起参与两报大展编辑成书作业。年底或年初,徐敬亚、吕贵品、曹长青和我,在吕贵品家中开过编选工作会。记得四条汉子席地而坐,在西多郎《丝绸之路》音乐的陪伴下,面对一大摞一大摞的诗稿,还真的认认真真重新“检阅”了纷纷把稿子投向大展的好几百诗歌作者的阵容。再过了一两个星期,《深圳青年报》因故寿终正寝,敬亚他们三个青年报人和我一个流浪诗人,无所依傍也就忙着飞鸟各投林了。出书的事随之无疾而终。
朝花夕拾或起死回生是在年的春寒料峭时分,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被我抓住,在徐敬亚和我当时的同事孔维民的配合“敲边鼓”下,我没费太多工夫就说服了深大出版中心的正副主任张仲春、杨德溥两位先生,由出版中心出资,用与出版中心有业务合作关系的同济大学出版社的书号正式出版此书。年8月上旬,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和敬亚在湖南长沙侯家塘的一家旅店里天天打着赤膊、挥汗如雨校对从印刷厂拿来的书稿初排小样,这可能是我们俩过去20年的最初五六年中合作无间、投身诗运的经典画面了。
在回顾这段不平静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应感谢张、杨二位先生,也应感谢当时的同济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洪建华先生。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不可能问世,这本书所承载的那段历史大概在读者的视野中也已湮灭一大半。值得向他们致意的是,由敬亚和我编定的全部书稿(含敬亚和我分别撰写的“高蹈”序言),从封面到内文,一字未删,一字未改,悉数照排,全璧奉现;须知在将近20年前,国人自己的文学艺术创作,若冠以“现代主义”之名,且“现代主义”前更冠以“中国”之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几乎离洪水猛兽不远。
缘此,此书被历史“收割”至今。
纸是这样包不住火的
年的7、8月间,我仍然在上海,我收到徐敬亚寄来关于办展的约稿信。在上海,当时集结起上海民间几乎所有主要实力诗人在旗下的团体,就是我也是其发起创办人之一的“海上艺术家俱乐部”,主办刊物为海客(张远山)、我、刘漫流先后任主编的民刊《海上》。正如徐敬亚当年所言“在正式的报刊上,人们就是不能看到诗坛探索的全部真实”。普遍的状况是,各地的青年诗人及群落从美学观念、社会价值认知到出版发表传播,都受到漠视、误解和对抗性压制。接到敬亚此信的第一时间,我立刻感觉到是一个未曾有过的转折点到了。星散四方的“地下”,终于要汇聚、接近了一两张中国小小报纸掩蔽的火山口,要喷薄而起了。原来纸是这样包不住火的啊!
全国范围各地下诗群的集体性亮相和突破,在文学社会学的层面上具有非同一般的重大意义,因为当时各地民间比较活跃或比较知名的青年诗人,能在官办报刊杂志偶尔发表作品的个人,十之有一二已是极其难得了。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叶的上海,已为国内地下诗歌圈所知的20名左右的非官方诗人中,只有陈东东、王寅、陆忆敏等少数几位作者算是比较幸运的,他们那些倾向于唯美化、疏离化的诗作有时尚能被人接受。而在同时,包括本人在内的另几位上海诗人(如默默、京不特等)相当部分锋芒毕露的作品,那类具有精神性视野的人性洞察和美学颠覆的创作立场与文本呈现,通常只在民间自办刊物的“地下”状态才游刃有余。
两报大展的推出,在当年它就是一场人造大雾,一场人控地震,一时间所见的景象差不多都有些迷离、错乱、斑驳、芜杂、淤塞。但历史正是在迷离、错乱、斑驳、芜杂、淤塞的逶迤过程中,终可能让抽身远离者获得一种精神原野上的清澄图景。由美学思想上的现代主义萌芽和社会意识上的批判现实主义激情混合而成的“朦胧诗”,一度给处于前现代美学状况的中国读者带来最可感怀又最不可解意的阅读震撼;数年后,上世纪80年代中叶,所谓文化热、新潮美术、先锋小说等等领域文化型群体事件几乎在当时可见的体制内的媒体、出版物等公共知识空间纷乱登场,而年10月两报大展挟英莽之气兼大道之风在中国当年成千上万“前小资”读者头顶发出轰然巨响,这全然不是春雷,只是收场锣鼓提前敲响而已——激动人心的20世纪汉语文学起义尚未正式开始就已经宣告结束了。
20年来,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诗歌作者成长起来,90年代中后叶在中国、在全球无远弗届的网络世界更改变了文学时间和文学空间的量度与认知,这些青年诗歌作者正遭遇巨大的自由与虚无,这是我们当年的想象力极限也从未抵达的。年的两报大展在我看来恍若数码时代在中国透支了一个少年代而上演的虚拟庆生典礼。中国诗歌终已告别江湖,庙堂也将永不再现。文学正在作者的笔下回归它的本义。而尚存的、不绝的快意口水,谁都知道那毕竟不是隽永诗篇。
20年后,长长的烽烟散尽之后,不惑以远的我们真的可以怀揣诗卷,或史卷,而不是试卷,登临并阅赏也是清澄的当代风景了吗?
上图:诗歌报网站限量一比一复刻的大展红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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