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关牛棚”的日子里（上）
大字报贴到了家门口
“全面夺权”带来“全面内战”，社会越发混乱。毛泽东要求学生们“复课闹革命”。年3月，在停课近两年之后，我们未经任何考试，被直接分配进了中学。如果没有“文革”，按部就班升学，那年我们本应该读初中二年级，次年毕业，这就是社会上所说“六九届”的由来，有别于“文革”开始时已经在校的初、高中“老三届”。
那时的学校，已经没有了班级制度，而是按照*事建制编队，每个年级设为“连”，每个班级称为“排”，每个学生自然就是“战士”了。但这并不等于就是红卫兵，（那时，学校里已经不允许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组织“造反”了）加入红卫兵是有条件的。家庭出身“红五类”的自然不在话下，若出身不好，则只能靠个人的“积极表现”了。
“文革”中，阶级斗争统领一切，家庭出身“有问题”的范围也在扩大。按照当时的定义，家庭出身应该是依据个人出生时的家庭经济地位、父亲的社会职业确定的，后来，这个“标准”完全打破，“反革命”和“右派”分子、原国民**警*人员，去台人员、乃至“走资派”的家庭成员，统统成为“阶级异己分子”。（后来把“黑五类”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连同知识分子，并称“黑九类”，就是知识分子“臭老九”称谓的由来）所谓“出身查三代”，也正是为了确认一个人是否“根正苗红”或者“反动透顶”。凡是被打入“另册”的，无论升学、就业、提干、入*，非经“严格考验”是很难“翻身”的。由于家庭出身与社会地位紧密关联，所以，那时“出身不好”的人们，除了默默躲避是非，只能“积极表现”，或寻求佐证，表明自己是“革命”的，以图尽可能好些的境遇。
我非“红五类”出身，自然要“积极表现”，首先就是争取加入红卫兵。大约是因为在小学曾经担任过班干部的缘故吧，我被临时指定在班里负点责任，因此，还主动写了一份《关于班干部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建议》，提交给老师，希望以此表明自己“追求进步”。我也确实被列入第一批加入红卫兵的名单。
然而，世事弄人，我没能逃脱命运的摆布。
开学不久，又一波新的运动来临，叫做“一批三查”，重点是“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这一次，我父亲没有逃脱厄运，我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清队”运动的背景是，年的“全面夺权取得了全面胜利”。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就是“清理混入革命队伍”的各种“阶级异己分子”。公安部为此还专门发了文件，明确规定了几种必须“清理”的对象，（简称“公安六条”）显然，这次运动矛头所向，既不是早已服帖的“黑五类”，也不是被赶下台的“走资派”，而是那些“隐藏的阶级敌人”，实际上是“文革”整人的进一步扩大化。为了“典型引路”，毛泽东还派出自己的警卫部队和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大学等“六厂两校”，实行*事管制的同时，摸索“斗争经验”，并推广至全国。这些“经验”我们都反复学习过，但我没有想到，它们会被“应用”到自己身上。
我父亲作为旧大公报记者，抗战初期又曾随国民**搞战地宣传、服务，年以后历次*治运动都是审查对象，年更被“清理”出新闻界，先是下放东北偏远地区改造，后才调到天津搞文史资料工作。“文革”开始后，我们全家对于可能被冲击已有思想准备。因此，他在“清队”中被“揪出来”，倒也并不意外，但安在他头上的罪名却很是吓人——“国民*残渣余孽”“反革命老报棍子”“漏网右派”。哪怕坐实其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断送我们全家的未来。
当大字报从机关贴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大祸临头了!父亲进了“牛棚”，我该怎么办？思前想后，我如实地向学校做了汇报，以“争取主动”。结果，还是被取消了加入红卫兵的资格，我也等于“被清理出革命队伍”了。那一刻，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与无望。
躲过了年的抄家狂潮，没有躲过年的“清队”搜查。某日，机关的几个“造反派”突然押着我父亲闯进我家，说是要查抄“罪证”。奶奶当时就吓得坐在那里不能动了。（她那个曾为民国总统冯国璋千金的表姐，年抄家时，红卫兵刚刚闯进院门，就吓得心脏病发作死了，人们都说她“有福”）我和弟弟默默地看着那些人翻箱倒柜，不时地把一些东西装入袋子。当他们搜查到我的书桌、书架时，不知怎么，我竟说了一句：那是我的东西。他们瞪了我一眼，居然没有再进一步行动。其实，所谓我的东西，也不过是日记本、小收藏之类，至多有几本从旧书店买来的不那么“革命”的书。我并不怕他们查出什么，只是觉得，他们没有权力来搜查我。事后，我也有些后怕，倘若那些人蛮横起来，说“老反革命唆使小反革命对抗革命群众”，我一家岂不罪上加罪了么?
由于大部分有可能成为“罪证”的日记、剪报、照片、资料等两年前就已自行销毁，“造反派”的搜查没有多少收获。他们连父亲惟一留存的袖珍英汉字典和日汉词典也搜走了，据说是想查证他有无“里通外国”之嫌。
后来才知道，搜查“罪证”只是幌子，查抄我家存款才是目的。住在我家楼下地下室的王姓工友是主谋。他坚持认定我家有钱，父亲没有“彻底交待”。（当时我父亲的行*级别是13级，月薪为?5元，大约相当于那工友的三、四倍）其实，我很清楚，家里的全部存款约元，是准备给我们几个孩子上大学用的。在当时，那是很大一笔财产了。“文革”开始后，存款即被冻结，但未没收。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那位姓王的“造反派”忽然病倒了，肺癌晚期，咽气之前还念念不忘地说：“张高峰还有钱，他没交代。”真不懂他为什么对这件事如此耿耿于怀。王某死了，留下孤儿寡母五口人，日子过的挺艰难。待我家日子好一点了，奶奶还常常接济他们。我却很不以为然。
“查三代”话出身
父亲被“揪出来”，“家庭出身”的严重性陡然升级。
我们这一代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接受的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教育，懂得“突出*治”的重要，因而对于“家庭出身”十分重视。“文革”伊始，“家庭出身”更成了每一个中国人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对于“出身不好”的人来说，无异于人生的“关卡”“魔咒”，不仅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治地位、命运境遇，而且深刻地影响乃至左右着你的一切，包括工作、生活、家庭、子女……
“文革”初期，“血统论”甚嚣尘上，有一幅人人皆知的对联，上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从来如此”。这幅对联，既显示了“红五类”的狂妄自傲，又泯灭了“黑五类”的“救赎”希望，因此曾经引发激烈的辩论。比较平和的意见是，把对联改为“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意在给“狗崽子”们留一条生路。而像遇罗克那样激烈地反对“血统论”，并且以思想和行动对抗“文革”的人，则因此葬送了生命。
“出身”这个词的本义，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指个人早期的经历或由家庭经济情况决定的身份。”但在“文革”中，它的*治含义被极大地强化和突出了，而且分为“家庭出身”与“本人成分”两个概念，据以确认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和*治态度，甄别其是否“革命”。
按照当时的规定，家庭出身，是指根据一个人出生时家庭经济状况或父亲职业确认的阶级成分——大体以年以后“土地改革”和后来“社会主义改造”时的划定为准，如农村中的地主、富农、贫下中农，城市里的资本家、小业主、工人、职员等等。而本人成分，才是指一个人早期的经历或职业，如学生、职员、干部、*人等等。父辈的个人成份即本人的家庭出身。按照这个逻辑，地主、资本家的子女，即使“参加革命”，个人成分变了，但其家庭出身依然是地主、资本家——因为“吃剥削饭长大”，所以从出生就是有“原罪”的，叫做“阶级烙印”。换言之，即使是曾经的穷人，但在划定成分时“发达”了，你就是地主或资本家了；如果你在旧社会读了中学、大学，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然也是“有罪”的，此之谓“阶级根源”。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大学毕业后分别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与*治本没有太多的关联。上学后开始填写“家庭出身”时，因为知识分子不能算做一个阶级，我就写“职员”或“干部”。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格条件下，“职员”含义不清，无法区别革命与否，似乎是更归属于“旧社会”的职业。“干部”虽肯定属于“新社会”，但又有别于“革命干部”——那是特指年以前就跟着共产*干革命的人。“干部”而未加“革命”者，属于年以后才参加“革命工作”的。如此细致入微的划分，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但在当时却是至关重要的。
按照“父辈的个人成份就是本人的家庭出身”的逻辑，我父亲的家庭出身算什么呢？我祖父上世纪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学母校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不久即病故。据此，我父亲的家庭出身应为教员。但是，“清理阶级队伍”要求“查三代”，于是还要“刨根”。
我的曾祖父也是个书生,年轻时中了秀才，仗着家里有田、有钱，没做过什么事，但写得一笔好字，真草隶篆，样样精通。我小时候见过他画的扇面，写的条幅，确实很见功力，可惜在“文革”中俱已焚毁。（年版《宁河县志》中，他作为当地知名书法家列入“文化名人”。在同一《县志》中，他不如孙辈，我父亲是立传的，我叔叔张瞳则列“当代人物录”）曾祖父晚景不佳，不仅家道中落，而且又遭丧子之痛，后来以教书为生，做过县中学国文教员,年去世。
查到我曾祖父还不能算挖出了“老根”，于是继续翻老账。他的祖上做过官，置了家业，但儿孙不争气，既不事农商，又奢靡挥霍，不过三代便把祖业糟蹋光了。到我曾祖父一代，已呈没落之势。于是，我父亲认了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出身，才算“过关”。
据我所知，张家历史上确曾出过几个“官”，但最大的不过南京候补道尹，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南京市副市长，估计也就是一个“五品官”。那是我的堂曾祖父。可惜他没有“补”上正缺就病故了。我祖父是长门长子，到北京大学念书，算是开了张家子弟走新学之路的先河，家族对他寄予了很大希望。没想到他又28岁早逝。张家焉能不破落？
若论出身，我祖母的那一支系比张家更“显赫”些。她的祖父是同治戊辰科(年)榜进士，曾任浙江镇海知县，加知府衔，赏戴花翎。光绪乙亥、丙子（、年）两科浙江乡试同考官。这些记载刊刻于北京国子监进士碑，如今俱已模糊了。祖母的父亲是清末留日学生，属新派人物,回国后就不再允许自己的女儿们裹脚,并且让她们上了新式学堂,因此，祖母不仅有一双“解放脚”,而且读过许多书,甚至会一点中医。
最可笑的是，祖母的哥哥一生不事生产，游手好闲，荡尽家产死了，他的儿子、祖母的外甥在“土改”时竟划成了贫农，成了“天然的革命阶级”！实在是滑稽。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人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总是会变化的，而且可能差异很大。我想，倘若年的*权更迭提前或推迟几年，全国的阶级成分划分该是另一种局面，许多人的成分、出身会有天壤之别的。
至于“个人成分”，父亲在毛泽东著作中找到了有关自由职业者的论述,“活学活用”地把自己划了进去。记者就是自由职业，说不上革命，至少不能算是反动，很贴切。于是从那以后，我的家庭出身就改为“自由职业者”了。
自由职业者属于小资产阶级，不在“黑五类”之列，但因为父亲有前述“历史问题”，“文革”中大搞阶级斗争，而且连他原来供职的大公报都被查封了，更明白自己在劫难逃。因此，运动一开始，他就老老实实地准备接受新一轮审查，没有任何“现行活动”；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我们自然也不能“乱说乱动”，“文革”中没有一个参加过“造反”活动，只是尽可能“积极表现革命”而已。
按照当时的“阶级*策”，叫做“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治表现。”查阅“文革”开始后到“复课闹革命”之前我的日记，虽然大多数时间无所事事，却也曾多次到工厂和农村参加劳动，譬如到印刷厂装订《毛泽东选集》、到农村收割大白菜，等等，远离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老老实实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只是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我是通过什么方式去的，怎么就能够被接纳，并且换了许多地方、参加过各种劳动……那个动乱年代，怪事很多。
低人一等的生活
父亲被揪斗，我们虽然没有归入“黑X类”、“狗崽子”，却属“家庭有问题”，因此自觉低人一等，举止言行都多加了一份小心，免得招惹是非。
按照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清队”运动要“实行无产阶级的群众专*”，各级各单位都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指挥部”或“群众专*指挥部”，专门负责此项工作。我们学校还成立了由红卫兵骨干组成的“警卫排”，俨然学校的“宪兵队”。他们可以随意检查每个学生，随意打人骂人，甚至主宰某些人的命运。
红卫兵“警卫排”可以不经过任何程序，随意把他们认为“表现不好”的“狗崽子”或者“流氓学生”“现行反革命分子”关押起来，强迫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不时与其他学校交流批斗。那些同学被他们被打得服服贴贴，受伤了也不敢吭一声。在校园里劳动还好些，老老实实卖力气就行。押到外校去批斗最痛苦——从出校门开始，就要坐“喷气式”，两臂向后被高高撅起，两个红卫兵左右一手摁肩膀，一手掰手腕，以使头尽可能低下去，这样一路走出若干里，人早已如烂泥般了。批斗中，瘫软下去是不行的，连踢带打还须起来，站不住就跪着，手臂照样高高后撅，头则几乎触地。那滋味可想而知。面对那惨无人道的场景，看着他们伤痕累累的惨状，任何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都明白“不老实”的后果，当然自觉地矮人三分。
“清队”使社会上自杀的人又开始多了起来，成为“文革”中的第二次夺命高峰期。（有文章说，“清队”迫害致死者超过年的“红八月”）我所在的中学距海河只有几百米，同学们时常被喊去看死尸。一天，刚刚吃完早点，还没进教室，我又被叫去了。河滩上躺着一具尸体，皮肤惨白，大约是溺水时间过长，加之气温很高，曝晒之后，尸体鼓胀，有的地方破裂了，往外渗着液体，苍蝇嗡嗡地围着尸体转。少顷，有一队人来到河边，拿出随身带来的标语覆盖在尸体上，内容无非是“死有余辜”之类。有人用棍子捅那尸体，我想，这就是所谓“鞭尸”吧?忽听“噗”的一声，尸体被捅破了，恶臭和血水涌了出来，我的胃一阵痉挛，把刚吃的早点全吐了出来。我们掉头就向学校跑去。
“文革”的头两年，我看到的死于非命的人很多，淹死的、吊死的、打死的、不知怎么死的，没有一张脸是安祥的。有相当一段时间，我时时感到恐惧，感到血腥，并且常常被恶梦吓醒。
机关的“造反派”继续在经济上下手，宣布停发我父亲的工资，每月按人口发生活费，每人8元。在当时，那是国家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低于8元就要由*府补助了。以当时的物价计算，按照国家规定的定量，每月至少需要用约4元钱买粮食，剩下的钱用于买油、盐、酱、醋、煤球、劈柴等生活必需品，至于添置衣物，就只能靠从这有限的钱里面省下来慢慢积攒了。
改发生活费后，我家经济条件骤然恶化，生活水平迅即下降。存款已冻结，只能精打细算过日子。当时的白面每斤0?元，而玉米面只要0?1元，我们就尽量少吃白面，以节省每一分钱。蔬菜可以靠捡拾的菜帮、败叶，而肉食则没有白来的，只能少吃或不吃。煤是必须买的，做饭、取暖都离不开。那段日子里，我学会了蒸窝头、熬棒子面粥、揉馒头、炸花椒油拌面。但我不会做复杂的饭，特别是炒菜。因为当时几乎无菜可炒，更谈不上花样。（后来插队，依然没有菜吃，因此，我始终没有学会做菜）家里实在没有钱可花时，就开始变卖衣物。那时的委托商店已经没有寄售业务，更没有赎当程序，都是一次性出售。父亲的狐腿大衣、莱卡照相机，都只卖了几十元。“文革”中到寄卖行去卖东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种缩衣节食的日子，大约过了两年。
学校也成立了专案组，调查学生家庭情况。此时，我的日记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愁绪：
因为爸爸的问题，真伤脑筋。说“不背思想包袱”，根本不可能。同学一提家庭出身，我就不愿多说话了。（对班里和学校的事情）有意见也不敢提，怕人说我别有用心。学习了毛主席著作，还是放不下思想包袱。……我的情绪很不稳定，时好时坏。有时觉得这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值得探讨；时而又厌烦一切，觉得太乱了，脑子简直放不下这么多东西；时而认为一切事物都吸引着我，时而又觉得一切都深不可测；时而容易激怒，时而沉默寡言……反正是乱七八糟，心浮气躁。我想，如果这样下去，我会死在这折磨头脑的日子里。
这种混乱、苦闷的心理，成了我后来毅然决定下乡，远离烦恼，走自己人生之路的重要因素。
看父亲检讨“罪行”
父亲被审查，主要是他年以前的历史。因为参加抗战，因为四处采访，跑遍了大江南北、关内关外，现在都要交代清楚，而且必须逐月逐事写来，还要联系思想，逐一自我批判。因此，那段时间里，我总是看到父亲在不停地写，用掉的稿纸说“累积盈尺”绝不夸张，他右手掌边磨出的厚厚老茧就是证明。别的不说，仅他所列的社会关系，就分成共产*、国民*、海外、同学、亲友等若干部分，每个人都要写清楚如何结识、当时职业、交往情况、现在何处，等等。连我看了都觉得复杂，何况“造反派”。
父亲一生经历坎坷，交游甚广，朋友很多，从*府要员、各界名流，到知识分子、普通工农，他都谈得来，甚至引为知己。这与他交友无门户之见，待人以诚，处世以信有很大关系。“社会关系复杂”成为审查他的重要内容。偏偏有许多朋友被审查时，又提出要他做自己的历史证明人。因此，父亲接待的各地调查人员也特别多。他总是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绝无妄言。“造反派”拿不到他们需要的“罪证”，常常对父亲厉声喝骂，或以“戴罪立功”相诱，父亲始终不为所动，坚持说真话，不违心，更不为一己苟安诬陷他人。他凭着过人的记忆力写出许多详实材料，连一些调查人员也不得不承认无懈可击。父亲私下里曾说，接待那么多外调人员也有个好处，就是从他们口中，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朋友的情况，至少知道他们还活着。有些多年失去联系的朋友，却因为外调而知道了下落，这些也算得“意外收获”。
后来听父亲的同事讲，“造反派”对他没有施以更多的暴力，除了他记忆力强，能把几十年前的事情，从时间、地点、人物，到发生发展、前因后果，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无懈可击之外，还有一个大家都不说的原因，就是他交代复杂的经历，特别是抗日中的战地采访、内战期间各地见闻、与国共高层的交往，等等，犹如讲故事，娓娓道来，跌宕起伏，听者如听评书，以致淡漠了“敌情”观念。
父亲写的交代材料，我看过至少四种“版本”，是“文革”后退还给他的，其余大部分都被他当作废纸处理掉了，我有幸“抢救”保存了几册，时隔半个世纪，至今读来也颇令人感慨。
那些交代材料不仅要讲述自己的历史，还要对照“毛主席的教导”，“深挖思想根源”，对自己的言行“上纲上线”，做“深刻的自我批判”，甚至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譬如：
他检讨抗战初期参加战时工作队，随*在战地救护伤员、向民众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时，自我批判“为国民*反动派保存了力量，是对人民的犯罪”，那些抗日歌曲“不但没有阶级内容或调合了阶级关系，而且多是愚弄人民拥护国民*抗日、为蒋介石集团统治服务的。做了他们的吹鼓手。”
他检讨写报道揭露河南灾情，指斥*府救灾不力，引发国民*当局处罚大公报停刊三天，自己也被逮捕刑讯时，对照“毛主席教导说：‘国民*害怕批评，禁止批评。’蒋介石、国民*做贼心虚，说我和大公报造谣生事，攻击*府，于是发生了毛主席所说的‘国民*内狗咬狗的斗争’。”
他检讨采访大凉山彝族部落，同情彝族受压迫、被剥削的痛苦，但“不会、更不懂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问题，不懂得要推翻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这个根本的道理”，提倡“清官*治”“改良主义”，“根本没有涉及社会革命的必要性。”
他检讨报道抗战时期大后方民族工业，“都是写资本家、工程师，没有半点工人阶级的声音，因此是反动的。这是一个阶级立场与阶级感情问题。”
他检讨采访报道审判日本战犯与汉奸，自己“虽然多少有点民族立场，带些民族仇恨，但现在重新认识，还是为国民*做了宣传，是对人民犯下的罪行。”
他检讨关于东北工业交通的报道，“实际上都是为国民*苟延残喘的经济捧场的。没有看到四大家族控制东北经济的实质，所以没有写出揭发、批判的报道。”
他检讨公开报道共产*员杨运牺牲，“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的表现。因为，这样的内容，当时其他记者是不敢报道的，我为了表现自己的客观、公允和超然于*派，以示大公报记者的‘胆识’，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
他检讨报道苏*占领的旅大困境，“想说明内战对人民没有好处，认为这样的报道才是公正的，其实是犯了污蔑苏联红*，攻击解放区是罪行。”
他检讨自己写的反对内战，痛陈百姓疾苦的报道，“敌我不分”“是非不清”“把革命战争与反动派镇压革命混为一谈。”通讯《哭四平》“用我所谓‘公正’的观点，所谓‘老百姓立场’，既没有写国民*的胜利，也没有写共产*的胜利，反而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大哭了一番，哭我所谓的国家前途、百姓命运”。
他检讨有关北平学潮和流亡学生的报道，“在感情上是同情学生的，但由于立场与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有的文章又表现了反动观点。如‘乱是祸的根源。北平学潮压不下去，反被推动起来’，这话的作用无异于是说对学生用压的手段不行，应改变一套办法，实质则等于向国民*献计。”
他检讨解放后商业报道中批评了做假和官商作风，“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报上的宣传要看对人民有利无利’的教导。”“丑化了社会主义商业工作人员”，“对社会主义商业工作进行了污蔑”，“给阶级敌人提供了口实。”
他检讨怀疑“大跃进”“放卫星”可能有假，“是因为用资产阶级世界观看待新事物，必然格格不入，表现出右倾保守情绪，也反映了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摇摆不定，不是坚决地跟*走。”
他检讨“三年困难时期”卖掉自行车去自由市场买了若干食品，是“资产阶级活命哲学，经不住艰苦的考验，为了个人享受，不惜违反*的方针、*策，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文字现在看来十分荒唐、可笑，但当时不这样自轻自贱，就是不低头，不认罪，是过不了关的。不过，从父亲的检讨中，我也了解了书本上没有的许多历史，理解了当年做新闻记者的情怀，这些都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父亲被“揪出”之后，除了那些真伪难辨的各色传单、小报，几乎断绝了正常的信息渠道，惟有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揣摸*治动向，因此，他格外仔细地读报。尽管那时的报纸上除了“革命大批判”文章几乎没有新闻，但从批判内容的变化中也能大致推测出“上面”的某种动向或者意图。例如当时的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因为有“通天”关系，就明显比天津日报超前、灵敏，父亲是每天必读的。
发现这个“秘密”的似乎不止我父亲，许多人都瞄准了这两份报纸。但因为发行量有限，一时十分抢手。好在父亲熟识许多报贩，总能保证供应。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下放之前），我每天下午都要到劝业场街角处一位报贩手中去买报。至今清楚地记得：每次他见到我，目光一对，便迅速从压在下面的报纸里抽出一份用天津日报夹好的文汇报或解放日报递给我，我一言不发地交上事先准备好的零钱，扭头就走，双方不必说一句话。那情景，颇似地下*接头，现在想起来都有些滑稽。不过，我特别理解，父亲因此得到了精神上的某些慰藉。
这段经历也影响了日后我对报纸的认识和兴趣。从那时起，我就懂得了，报纸里面不仅有新闻，更有*治，甚至会影响人的命运。
本文作者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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