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历史》所提供的具体例证，借助于民间故事的母题和故事类型分析方法，阐明古代口传历史的特征，即以口头传承为基础的历史总是遵循神话或民间故事模式。希罗多德的历史故事就是按某种既定的类型、模式或图式构建起来的。口述历史有如造屋，框架模式是设计图纸，史料则是建材，可随意重组。史料运用必须服务于模式构建，历史的真实不得不屈从于故事模式的需要，而模式反映了大众的集体信仰、观念和关切，并与某种风俗制度紧密关联。古希腊史家的历史“真实观”与现代史家不同。对他们而言，模式化的历史似乎更“真实”，更能反映事物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这种看法似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对历史的看法相吻合。
关键词：希罗多德口述历史母题模式历史真实观
一、悠久的口述传统
上古先民给我们留下很多历史传闻，尤其是那些邈远时代的故事，亦真亦幻，似是而非。它们借助于书面文献而存世，但从根源上讲，却是民间口头流传加工的产物。在书面档案文献尚不发达的时代，历史就是靠口头方式在民间流传，后被文人记录下来，载入史册。古希腊就曾经历过漫长的口传时代，具有悠久的口述传统（oraltradition）。在公元前两千纪（相当于我国的夏商时代），希腊半岛及其周边海岛也曾经历过辉煌的青铜文明，即考古学上所谓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其间宫殿中心兴起，物质文化灿烂，还发明了文字系统，诸如象形文字、线形文字，但这些文字只用于宫廷经济收支记录和行*管理，未用来记录历史文学作品和外交档案。显然，该时期的历史传闻、文学故事是靠口头传承的，传承者就是派罗斯宫殿壁画所描绘的那位抚琴而歌的诗人歌手。迈锡尼文明崩溃后，希腊再次进入无文字的文盲时代，即考古学上的“黑暗时代”。尽管该时期物质文化十分匮乏，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不减，古老的文化传统也需要传承，于是出现了职业化的口传诗人，口传史诗和神话传说大行其道，而口传史诗发展到巅峰状态的代表人物就是荷马。这些职业歌手在里拉琴的伴奏下为“黑暗时代”的居民宣讲英雄先祖的业绩，传播古老的文化观念与风俗制度。公元前8世纪后期，文字再次传入希腊。该时期城邦兴起，小国林立，殖民活动愈加频繁，东方文化在希腊广为传播，古典希腊文化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这就是希腊历史上的“古风时代”（公元前-年）。尽管文字出现了，但其应用范围仍很有限，各城邦的历史档案和藏书尚不健全，历史和文学作品仍主要依赖口头方式传承，因而，古风时代的希腊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口传社会，其传播的历史也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口述史范畴。
二、口述史的记录者及其特征
古风时代是希腊古典文化形成的关键期，其间发生了很多大事：*治方面，新兴的僭主制严重冲击了城邦原有的贵族寡头*体，民主力量也在暗中积蓄；经济方面，手工业和商业迅猛发展，并随殖民活动广为扩散；*事方面，重装步兵方阵成为作战主体，海*方兴未艾；古希腊的文化艺术经历了东方化洗礼，正逐渐形成古典文化的自身特色。更为重要的是，公元前6世纪后期，希腊启蒙思潮兴起，出现了哲人、史家和悲喜剧诗人等。因而，古风时代是变革的时代，是历史丰富，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然而，由于口述传统顽强，文字应用有限，档案史料欠缺，古风时代的历史仍保持着口述史的特点及故事的特征。
新兴的史家是口传故事（logoi）的搜集者和讲述者，被称作logioi，意为“通晓故事的人”。在文字受局限的时代，这些logioi都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博闻强记的人，不仅搜集各种故事，还受雇于城邦或家族，为其整理口述史，并在公共场合向听众朗诵他们的故事。迄至公元前5世纪后期，他们开始被称作logographoi，即“故事书写者”或“史话家”，表明这些“精通故事的人”正在从事文字创作，将其搜集的口述史料按年代顺序整理，用文字记录下来，写成史书。“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就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希罗多德是古代的田野工作者，四处寻访线人，听他们讲故事，向他们提问题，观看职业故事讲授者的公共表演。他的故事大多是听来的，引用的原始资料多为地方口述史，其史料提供者常常匿名，被冠以某某族群，如“斯巴达人”、“科林斯人”等，而每个族群似乎都有一套共同认可的传说。他也对东方各民族的历史感兴趣，曾周游列国，在世界各地采风，收集史料，其史料价值取决于其史料来源。他收集的东方史料多属口传史料而非官方档案材料，不是那种编年体式的书面历史，而是生动有趣的充满口传文学特征和生命力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明显被希腊化了。
希罗多德讲述的《历史》，除了当代史，既希波战争史的内容，还涉及很多早期人物和事件，大多比他生活的年代早上一两百年。根据比利时史家万西纳（JanVansina）在刚果的人类学调查，比较清晰可信的口述史记忆只能追溯年或年。[2]这同希罗多德对古风时代（公元前7-6世纪）的历史记忆非常吻合。即使是一两百年前历史人物和事件，如果其史料来源不是官方档案，而是源自民间流传的口述史料，也必定会扭曲变形，其中包含了很多神话和民间故事成分，与史实相去甚远。历史一经民间口头流传，就会按神话或民间故事的模式加以改造。因而，口述历史在民间的加工流传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演变成神话或民间故事。口述历史虽然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歪曲的不可靠的历史。因而，以口头传承为基础的历史倾向于遵循神话或民间故事的模式。
三、口述史的神话或民间故事特征
为阐明以上观点，笔者拟以希罗多德《历史》中的故事为例，说明口述史的神话和民间故事特征。美国民间故事学者斯提斯·汤普逊（StithThompson）的六卷本《民间文学母题索引》（Motif-IndexofFolkLiterature）将故事母题分成23类，涉及数千母题。希罗多德讲述的历史，诸如波斯史，近东史和希腊史，其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距他生活的年代也就早上一两百年，但已被严重歪曲，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神话或民间故事母题，大多可在汤普逊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中找到相关的母题。
以希罗多德讲述的波斯帝国开国君主居鲁士大帝为例。他的登基年代也就比希罗多德的生活年代早上大约一个世纪，但其历史生平，尤其是他早年的生涯，基本上都属于民间故事，这是口述史的一个特点。笔者曾列举居鲁士早年传奇故事中的诸多民间故事母题，其中包含著名的“弃子”母题（S），等等。[3]有些母题并未列入《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中，如“扮演国王”（playingking）的母题和“提厄斯特斯”母题（Thyestesmotif），后者得名于希腊神话中的迈锡尼国王阿特柔斯的孪生兄弟提厄斯特斯。兄弟俩争夺迈锡尼王权，相互报复。阿特柔斯杀提厄斯特斯三子，将其烹成肉羹，迫使其兄弟食用。在居鲁士的故事中，米底国王阿斯杜阿该斯担心女儿与外族人所生的外孙居鲁士将来会威胁到他的权力，因而委托大臣哈尔帕格斯将婴孩儿抛弃，但大臣未执行王命，婴孩居鲁士被牧人偷偷养大。事情真相大白后，米底王杀大臣诸子，将其烹成肉羹，让大臣在宴会上食用，并告知他所食用的羊羔实乃亲子之肉。中国也有类似的故事，即商纣王迫使囚于羑里的周文王食其长子伯邑考的肉。因而，这是一个国际性母题，而母题构成了希罗多德故事的基本叙事单元。
再如“类型”（types）、“模式”（patterns）或“图式”（schemata）等不同术语，实指某个故事的框架、结构或基本情节。芬兰民间故事学者阿尔尼（AnttiAmatusAarne）曾对民间故事进行分类，分出不同类型。此后，美国学者汤普逊将其著作译成英语，又加以扩充，遂形成所谓的“阿尔尼-汤普逊故事类型”，即AT故事类型。4年，德国学者汉斯-约尔格·乌特尔（Hans-J?rgUther）发表了三卷本《国际故事类型：分类与书目》（TheTypesofInternationalFolktales:AClassificationandBibliography），在原有基础上加以修订和扩展，形成所谓的“阿尔尼-汤普逊-乌特尔”民间故事分类系统，既ATU故事类型。
希罗多德的很多历史叙事皆可归入某种神话或民间故事类型，如“阿提斯之死”的故事。阿提斯（Atys）是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的爱子。克洛伊索斯梦见儿子死于铁制利器，因而下令将王子住宅中的所有铁器收集起来，不再让他接触这些危险之物。后来，王子特别希望参加一次狩猎野猪活动。他请求父王允许他参加狩猎，因为野猪不是铁制利器，不会伤害他。克洛伊索斯同意了他的请求。然而，就在狩猎进行中，他的朋友投出的铁矛却误伤了他，导致他死亡。该故事可归入“睡美人”故事类型（SleepingBeauty,AT），即格林童话中的《玫瑰小姐》。在这个故事里，一位女巫诅咒一位美丽的公主，说她将被纺锤刺伤而死。国王于是下令收缴全国所有的纺锤，但公主最后还是死于纺锤。显然，“睡美人”的基本情节与“阿提斯之死”的故事结构非常相似。
再举一例，即所谓的“科西拉岛三百少年”的故事。科林斯僭主佩里安德尔与儿子发生家庭矛盾，将其放逐到科林斯的殖民地科西拉岛。当僭主晚年面临权力继承问题时，他就邀请儿子回来继承王位，遭到拒绝。最后儿子提出条件，即父子交换居住地，儿子前往科林斯，父亲则前往科西拉居住。佩里安德尔同意了儿子的条件，但科西拉岛居民非常害怕僭主佩里安德尔的到来，就谋害了他的儿子。佩里安德尔为报复科西拉人，命令该岛名门家族献出三百少年为人质，把他们押送到吕底亚王国充当太监。这三百少年在被押解途中经过萨摩斯岛，岛民很同情他们的遭遇，就鼓动他们逃入阿耳忒弥斯女神的圣所。逃入圣所的避难者享有神圣庇护权，不能被强行拖出。科林斯的押解者只好切断神庙的食品供应，迫使少年们因饥饿走出圣所。萨摩斯岛人则创办了一个仪式，即每天晚上在圣所内举办男孩女孩的舞会，让少女们将各种食品带入圣所，名义上献给神明，实际上送给这些避难的孩子充饥。这些少年因而存活下来。科林斯人无奈，只好放弃这些少年，而萨摩斯人则把他们送回家园。这个故事其实也符合某种故事图式（schema）、模式（pattern）或类型（type），其基本情节是：某统治者为报杀子之仇而惩办整个社区，从中选择若干年轻人，用船将其送至另一国度，让他们在那里承受可怕的命运，但这些人最终获救，安全返乡，并创建了与拯救主题有关的年轻人参加的节日庆典。此为牛津学者克丽丝蒂娅娜·苏尔维努-英伍德的研究成果，她发现该故事符合某种模式或图式，同克里特岛的“迷宫，米诺牛和忒修斯”的神话情节非常吻合。在迷宫的故事中也有一位克里特王子在雅典遇害，其父米诺斯国王为报杀子之仇而征讨雅典，迫使雅典每九年向克里特奉献七童男七童女，将他们作为人牲献给迷宫中的吃人牛怪。雅典王子忒修斯自告奋勇，作为雅典人牲中的一员来到克里特岛，在米诺斯的女儿阿里阿德涅公主的帮助下，深入迷宫杀死牛怪，拯救了这些雅典年轻人，又把他们送回雅典。雅典为纪念该事件，创建了由年轻人参加的两个节日庆典，即皮安诺珀西亚节（Pyanopsia）和奥斯科弗里亚节（Oschophoria）。苏尔维努-英伍德发现，这两个故事在结构上相似，而这种相似并非偶然，因为两者都反映了某种古老的“成年仪式”（initiation）或“过渡仪式”（riteofpassage）。这种仪式的一般结构是：男孩儿们被带到外域，远离社区，承受某种艰难困苦和危险，然后重返社会。结局是完满的，像通常的民间故事那样，都有一个“大团圆”（happyending）结局。忒修斯的故事反映了某个具体的成年仪式：即少男少女经海路抵达某岛屿，即克里特岛，经受危险和艰难，克服了恐惧，最后重返故土。两个故事在细节上有差异，忒修斯故事是神话，超自然气氛浓厚；科西拉岛三百少年的故事则是历史叙事，要在现实的历史环境中展开，但归根到底仍是一种神话叙事，归属于某种神话故事模式。[4]
结论
以上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希罗多德讲述的历史故事，如果细加分析，都是按某种既定的故事类型（type）、模式（pattern）或图式（schema）构建起来的，这是口述历史的特点。口述历史有如建房子，框架或图式是设计图纸，史料则是建材，可随意重组。史料的运用必须服务于模式的构建，历史的真实不得不屈从于故事模式的需要，而模式是“神话的精神状态”（mithicalmentality）的产物，反映了大众的集体信仰、观念和关切，即所谓的“集体表象”（collectiverepresentation），并与某种风俗制度紧密关联。因而，按神话和民间故事模式构建的历史很难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相。
最后有一点还须补充，即希罗多德模式化的历史叙事显然与历史的真实面貌迥然有别。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是千差万别的，充满着各种偶然因素，这就涉及到希罗多德的历史“真实观”问题。或许，对希罗多德而言，这种模式化的历史，既符合神话或民间故事固有叙事模式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因为这种历史能够反映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所强调的：“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⑤]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个别的偶然的事件，而诗歌或悲剧讲述的是可能发生的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比历史更真实。希罗多德可能更相信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真实”。为阐明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更“真实”的历史，他可以牺牲历史细节的真实。
[1]王以欣（~），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希腊神话和世界宗教研究等。
[2]JanVansina,OralTradition:AStudyinHistoricalMethodology,Harmondsworth:Pengui,,chapter14.
[3]详见王以欣：《居鲁士的早年传奇与口传历史》，《古代文明》，年第1期，第5-7页。
[4]ChristianeSourvinou-Inwood,“‘Myth’andHistory:OnHerodotus3.48and3.50-53,”inChristianeSourvinou-Inwood,“Reading”GreekCulture:TextsandImages,RitualsandMyths,Oxford:ClarendonPress,,pp.-.
[5]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第81页。
文献引用格式：王以欣.历史叙事中的母题、类型、模式或图式[J].文学人类学研究,(02):51-57.
文学人类学
审稿编辑
杨骊
值班编辑
张婉霏
在田野中发现，
在书斋中思考，
在交流中完善，
由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主办，
实时更新讲座、讲读会信息，
分享书评、影评、摄影、田野报告......
欢迎交流：i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