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作者：匡长福
作者简介：匡长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
人大复印：《马克思主义文摘》年11期
原发期刊：《北京日报》年第期第页
年中英鸦片战争后，资本—帝国主义在对中国实行*事侵略、*治控制、经济掠夺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文化媒介的途径，如传教、办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出版报刊书籍等，对中国进行种种文化渗透，即文化侵略。这种文化渗透的真正目的就是宣扬殖民主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虽然已是被大量史实所印证了的，但一些西方学者和教会却始终不肯承认这一点，反而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为中国发展文化，是启发中国的民智，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这是一种颠倒事实的歪曲了的历史观。美国学者赖德烈在其所著《现代中国史》中就说：“传教士设立学校以传授西学，他们是将要到来的教育革命的先驱者。”那么，究竟应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笔者略述如下。
一、关于西方教会及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
我们知道，从19世纪60年代到年，西方教会在中医院和诊所及多处孤儿院、育婴堂。那么，在这些慈善机构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年7月，医院脑科主任莱门，为观察人脑变化，用大量X光照射中国患者董小永的头部，使其大脑溃烂致死，其头部被取作标本。他还对69名中国患者注射“卡的阿措”，进行真假羊角风的实验。被注射后的病人剧烈抽风，他们咬碎牙齿，咬烂舌头，撕裂肌肉。面对此况，莱门用两部摄影机先后拍摄了几十卷胶卷，据此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而在医院的“调养院”里，经常住有几十个无家可归的穷苦人，供试验用。生化科主任窦威廉后来承认：“在美国我们用老鼠做试验，还没有那么多”。山东一个小学教员赵竹君，得了肺病，医院治疗。美国医生杜儒德对其进行肺部检查时，发现他的心比常人的大，就动了杀人取心做“标本”的念头。他假装慈悲地劝赵竹君住院，说给予免费治疗，赵信以为真，医院。开始时，他们还给赵点药，过四五天就停止给药，并不准护理。就这样，赵竹君在杜儒德的“治疗”下，很快地离开了人世。于是，杜儒德打开赵的胸腔，取出了特别大的心，做了他的医学“标本”。
至于孤儿院，上海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从年到年，共收进4万多中国婴儿，只活了人。存活率不到0.5%。据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教会出版的《江南传教据点》一书中统计，西方教会在江南80多年共收容中国孩子万人，若按不到0.5%的存活率计算，能有多少侥幸活下来呢？不到1万人。事实也证明，新中国成立后，红十字会在芜湖圣母院育婴所里一个不到20步见方的夹道内，就挖出多具中国孩子的尸骨。
因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某些西方教会及传教士打着举办“慈善”事业的幌子，的确做了很多对中国人民不慈善甚至是极残忍的事。在他们办的“医院”和“育婴堂”里，夺去了不少中国人的生命，这是无可辩解的事实！
西方教会在近代中国开办的各级教会学校，据不完全统计，共有高等学校20所，中学所，小学所。西方教会为什么要在中国开办学校呢？我们还是从他们自己所说所做中寻找答案吧。
年，美国*府提议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发展由美国基督教控制的文教事业时，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曾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呈送一份备忘录，其中写道：“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只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旗更为可靠。”备忘录还写道：“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的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这方面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上和商业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
北平协和医学院在给国民**府美国顾问蓝安生的信上说得更加露骨：“我们相信用万美元支持各大学，对蒋*权来说，比用万美元来维持*队更有力量，……由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将会更加驯服可靠。”可以说，这些记录，都十分清楚地道破了他们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的真实意图。
在教会学校里，不允许挂中国国旗，不许讲中国话，更不许爱中国。上海三育学校的美方负责人说：“已入教会学校，应断绝一切国家观念，爱国二字断无存在的余地。”圣心学校校长（法国人）对学生说，中国人的命运，早在华府会议（指年华盛顿会议）中决定，无需你们去救，你们也是救不来的。读圣经、做礼拜都是学生的必修课。学校除宣传基督教教义之外，还有西方文明和意识形态。这就使进入学校里的中国人大部分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逐渐丧失了民族意识，丧失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日本侵华时期，一些教会学校学生竟然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饶恕中国之罪。”
由上可见，近代资本—帝国主义通过教会打着各种旗号“热心于中国的教育事业”，“积极”在中国办学，其真正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使中国人民永远沦为它们的精神俘虏，听任它们的剥削、宰割和奴役的*治目的，也就是用文化渗透来掩盖他们在*治上、经济上的侵略阴谋。同时，更是为了“培养”一支为其侵略*策效劳的奴才队伍，作为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
二、关于西方侵略势力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渗透的活动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主要有：
1.参与不平等条约的起草。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德国传教士郭士立都直接参加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年7月16日马礼逊在给妻子的信中就炫耀说：“我要告诉你，我的名义是中文秘书兼翻译，年薪1镑，我应当穿副领事的制服，上有皇家的纽扣。”中美《望厦条约》和《天津条约》的起草和签订，也都有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伯驾的积极参与。
《辛丑条约》的签订，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积极参与。更为明显的是，年，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竟然偷改中法《北京条约》文本，私自添上“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这就为外国教会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依据。曾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治学教授、美国*治学会会长，-年来华任北洋*府法律顾问的威罗贝在他所著的《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中，对此事是这样描述的：“中法条约声明以法文约本为准，其第六条如下：‘按照年3月20日道光大皇帝发的上谕；凡在禁教中被没收之基督教徒的宗教和慈善产业，均应通过法国驻华公使发还业主，中国*府应将它们连同其他附属建筑一并交给法国公使。’但是，这一条的中文约文如下：‘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廓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应该承认，这是对法文约本的十分随便的翻译，而这一所谓译文最值得注意之点是加添了完全新的一句话，这句话给了传教士在内地租买土地和在土地上面建造房屋的权利。关于这一增添的语句，顾维钧在他所著的《外人在华地位》一书中说道，“差不多十年以来，人们把这一增添的语句看作和条约中的其余规定一般，丝毫没有怀疑到它的真实性，年才发现它是伪造的。但是，在年的所谓‘柏德美协定’中，中国人（指清*府）似乎至少部分地同意了这一规定。”
2.办各类刊物，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这些报纸是他们制造侵略舆论的主要阵地。据统计，从年到年，资本—帝国主义在华先后发行了80多种报刊。这些报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的态度和要求。其中《中国丛报》（-年）和《北华捷报》（-年，后改名《字林西报》），是较早的外文期刊。
年成立于上海的基督教在华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原名同文书会），从年10月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后，该会的指导思想就明确定为“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治家们的思想”，更直白说，也就是企图影响中国的*治方向。
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竟然鼓吹英国统治印度有12条好处，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制度搬到中国来，即“本昔之治印者，——移而治华”。他还在该报第卷上发表的《求新贵有达识说》的文章里，公然宣扬“非洲己矣，美洲为上，亚洲为下”的所谓西方理应凌驾东方国家之上的谬论。广学会翻译、出版的书刊，也常常美化帝国主义的侵略。
外国侵略者为了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还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他们攻击诬蔑中华民族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应该接受“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19世纪末，欧美帝国主义还炮制了所谓“*祸论”，即中国威胁论。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甚至亲自构思了一幅《*祸图》，让画家克纳克福斯画成油画送给俄国沙皇。西方还出现了一批关于“*祸论”的文章和专著。有的“*祸论”鼓吹者竟说，“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他们宣扬中国等*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构成威胁，企图以此论证西方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是合理的。
总之，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的种种文化渗透，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对中国“扩张精神上的影响”，从而获得对中国的“精神支配”。尽管西方教会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这是历史事实。
三、关于警惕新形势下的西方文化渗透问题
当前，一些西方反华势力面对日益发展、强大的中华民族又在高喊“中国威胁论”。特别需要引起我们大家高度注意的是，这种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行径在今天并没有停止，只不过是改头换面，采用了新的更为隐蔽的方式。
与历史上直接依赖于*事占领和*治控制的文化侵略不同，今天更多的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进行的文化商品的倾销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教育系统以及新兴的国际互联网进行的。
尤其是近年来，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及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美国文化借助商业机制和高科技手段，大举对世界各国进行渗透。目前，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0万小时，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美国节目往往占到60%-70%，有的占到80%以上，而美国自己的电视节目中，外国节目仅占1%-2%。美国电影现已占据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占据世界电影市场总票房的2/3。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电影市场几乎被美国电影所垄断。文化产品是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每年的出口额达多亿美元，甚至超过航天航空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
某些西方国家更是不惜成本地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企图达到对我进行西化、分化及和平演变的目的。其主要方式有：在理论层次上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各种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大众文化层次上通过各种媒体传播它们的文化，如电影、电视、广播、国际互联网、书籍、刊物、广告等，使广大观众和读者耳闻目染。
一些西方著名学者如萨义德、塔斯脱等将这种文化现象定义为“文化帝国主义”，以与传统的*事、*治、经济帝国主义形态相区别。“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就是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升和传播某种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达到损害本土文化的目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延续和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于全世界的。
与历史上的文化渗透相比，新时期文化帝国主义的*治目的更为隐蔽。历史上的文化渗透具有明显的*治目的，即在为侵略者的侵略行径合理化制造舆论，同时弱化被侵略人民的反抗意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民主解放斗争的高涨，传统帝国主义在全球的*事占领和*治控制体系土崩瓦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这种赤裸裸的文化渗透也就失去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后，为了弥补这种所谓的“缺憾”，同时也是为了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利用日益发达的大众媒体，如覆盖全球的广播、电视系统等，包装、倾销、鼓吹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如“自由”、“人权”、“民主”、“平等”、“个性”，等等。80年代末，冷战时代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结束，这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这种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宣传、渗透的巨大*治价值。此后，某些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独霸全球的*治目的，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这种文化倾销和文化渗透。
尽管这些文化产业表面上好像不涉及*治立场和态度，但是实际上却在美化某些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得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在媒体的煽动下盲目羡慕和追求这些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轻视甚至鄙视自己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一种文化领域新的依附关系。因此，我们不应该淡化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客观存在的斗争。对此，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和充分的应对，要从维护国家安全和文化主权的高度认真思考研究。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假如忘记的是本民族屈辱的那段历史，就意味着更可悲的背叛！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恰曾经历过一段资本—帝国主义文化渗透的屈辱历史，因此，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来看，警惕西方文化渗透这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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