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
王东李孝迁主编
中国历史（上卷）
横阳翼天氏编译
李孝迁整理
定价：68元
ISBN:8
目录
丛刊缘起
“结构种*”：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研究——代前言
中国历史出世辞
中国历史内容重点
中国国号变迁纪实
首编
总叙
论过去现在及未来大势
第一章历史之要质
一定义
二目的
三因果
四进化
五时代
第二章地势略说
一位置及境界
二面积及区划
三山脉及水流
四沿海之形势
五地势及地味
六气候及物产
七历代方舆沿革
第三章人种略说
一汉种（本族）
二蒙古种（即鞑靼种）（外族）
三通古斯种（即东胡种）（外族）
四土耳其种（即回回种）（外族）
五西藏种（即图伯特种）（外族）
六苗种（外族）
七历代人种沿革
第四章历代兴亡盛衰通论
甲编
太古纪
汉族发生时代（自有地球以来至五帝）
第一章太古开辟之形势
一地球之发达
二人种之发源
三历史以前之脑力
四汉种蕃殖之状况
五文化发源西方
第二章三皇五帝沿革史
一三皇五帝之传说
二*帝创一统*治之基础
三唐虞贵族*治之极盛
第三章太古开化与地理之关系
第四章太古文明史
一*治
官制法制学制选举兵制币制税制
二学术
语言文字数学天文学历法地理哲学卜筮礼仪音乐医药典籍
三宗教
四美术
印刷绘画建筑器物*械
五风俗
食物衣服住居婚姻丧葬祭祀
六实业
农业工业商业
第五章太古之社会
第六章太古之国民
第七章太古国势要览
一科学发明表
二大事一览表
三帝王承统表
乙编
上古纪
汉族创国时代（自夏禹至战国）
第一章夏代兴亡史
一夏禹治水之伟业
二夏禹创君主世袭之制
三夏道之盛衰
第二章商代统系史
一商汤创革命之风潮
二商道之盛衰
第三章周之勃兴
一文王服事及武王革命
二周召毕之辅*时代
三昭王南巡及穆王之远略
四国民革命之大风潮及共和*治之大光彩
五宣王之英明及幽王之罪恶
六平王之昧复仇主义及其东迁
七周室之末路
八东西洋各国交涉之发端
第四章春秋之形势（自纪元前百六十二年至纪元八十四年）
一列强起原及位置（附春秋列强世系兴亡统核表）
二齐晋宋秦楚吴独立战史
三越王勾践之尚武主义及其独立之特色
四晋楚北南雄飞及其竞争之中心点
五春秋末叶之星点
六外族跋扈之颠末
七管仲子产之*治谭
八*治家之孔子
九列国国际上影响
十贵族专横之原因及春秋之终局
第五章战国之风云（自纪元八十五年至三百三十四年）
一战国之开幕及韩赵魏田齐崛兴
二韩赵魏齐楚燕秦系统案内（附战国列强兴亡表）
三七雄之形势及六国于地理上灭亡之理由
四秦孝公之雄图及商鞅之*界大革命
五苏张之大外交手段
六燕齐报复之运动及乐毅田单之将材
七赵武灵王之胡服调查及蔺相如廉颇团结之因果
八秦国雄飞之英杰及韩赵魏之连年被兵
九四公子之侠义及说客之势力
十周韩赵魏楚燕齐之灭亡及秦之混一
十一聂*荆轲之义勇
十二社会之自由空气与学派之竞争风潮
第六章上古开化与地理之关系
（附）春秋列强独立地域表七雄峙立地域表
第七章上古文明史
一*治
封建制度地方制度专制世之巡狩朝觐官制法制学制贡举兵制币制税制农制工制商制东西洋*治得失之比较
二学术
夏商周文学之气象春秋战国学界大观
（甲）哲学派儒家道家墨家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农家（附）春秋战国哲学家源流表
（乙）科学派兵法学医学经济学电气学
（丙）杂学派纵横学历史学东西洋学术方针之比较东西洋学术得失之比较春秋战国学术发达之种种原因儒家为学界进步之大障东西洋学派反对之重点及其优劣之比较数学天文学历法学地动说之证典阴阳五行之僻说典籍及文章
三宗教
四美术
印刷文具绘画建筑雕刻音乐织物
五风俗
上古人民之气质人民阶级之区别家族直接之关系衣服冠冕饰具饮食婚礼冠礼乡饮酒礼养老礼丧葬祭祀仙术之臭味名姓氏族之辨别
六实业
农业工业商业
第八章上古之社会
第九章上古之国民
第十章上古国势要览
一科学发明表
二大事一览表
三帝王承统表
前言(节选)
曾鲲化《中国历史》出版于年日本东京，其成书背景可概括为三方面：第一，日本明治以来所出版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明治之前的史学名著，源光国《大日本史》、源松苗《国史略》、赖山阳《日本*记》和《日本外史》等，皆弦诵遍乎家户，模仿中国“编年”“纪传”“本末”等体裁，接受儒家正统史观，且用汉文撰写，所谓“日本史学”不过是中国史学的旁支或附属品，与中国旧史无异，“开其编而读之，旌忠表烈，褒节殚义，溢篇盈幅，连纸骈简，而推究其所以然，不外乎奴一姓、捍一族、崇一人之腐败之劣质，以社会之大、民族之众，而以彼一姓一族一人而统括之，私矣小矣夸矣误矣”。明治以来，日人学西语者益多，译著新书陆续出版，如英国巴克尔（HnryThomasBuckl,-）《英国文明史》（HistoryofCivilizationinEngland,-）、法国基佐（F.P.G.Guizot,-）《欧洲文明史》（HistoirgénéraldlacivilisationnEurop,）以及英国斯宾塞（HrbrtSpncr,-）的社会进化论相继传入日本，广受读书人欢迎，“谈史则曰勃克尔，论社会法则曰斯边撒”，渐革史学界之旧习，著史必纪其有关社会之大者。
日本读书人一旦阅读西方新史，自然会比较之前本国的史著，发现两者差距甚大，福泽谕吉批评：“直到目前为止，日本史书大都不外乎说明王室的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像说评书者讲述战争故事那样记载战争胜负情况。就是偶尔涉及与*府无关的事，无非是记载一些有关佛教的荒诞之说，是不值得一看的。总而言之，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府的历史。”福泽曾发愿要写一部日本通史，但仅留数页提纲便搁笔。数年之后，田口卯吉则先后完成《日本开化小史》（-，东京书林年发行合刊本）、《支那开化小史》（-，东京秀英舍年发行合刊本）。-年代日本出现撰史高潮，不论是以文明史或开化史命名的中国史和日本史，还是出于教学需要所编写的日本史、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大多抛弃儒家思想影响下详述君王之兴废、战争之胜败的一朝一代之君史，采用“文明史体”，注意社会进化之故，“考究事之得失，论断其是非，详覈原因结果之迹，叙述文物风教”。此外，日本学人接受文明史观，不仅批评日本旧史，也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大体谓中国史籍所载不过王朝兴亡之事，不及社会之事，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
曾氏留学日本时期，日本史学界的主流是承袭德国兰克史学的史料辨析方法和清代考证学的功夫，进入专题研究阶段，并不是撰写通论性史著。当时中国留日生对日本史学界的前沿动态并不熟悉，所接触的尽是一些通俗教材，而不是专题论文。哪怕像梁启超这等人物，眼光同样不免受时代的知识语境局限，所见大多为普及性的历史读物，初到日本读得最多的就是这类书籍。曾氏编译《中国历史》之所以大量取材日人所编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与梁启超等留日学人一样，共享了明治以来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思想遗产，接受“文明史体”，抛弃传统史学以*治史为中心的“叙事史体”。
第二，世纪之交的中国新史学。正如日本读书人在明治前后经过西洋新史的洗礼，脑筋为之一变，再也看不起日本、中国的旧史一样，当年中国读书人也是因为接触到域外新史，尤其是来自日本的各种历史教科书，开始反思批判传统史学。梁启超提出旧史“四弊二病三恶果”，成为时人耳熟能详的语录，得到广泛传布。梁氏之所以认为旧史可弃，是因为他接触到日人所编历史读本，其所叙述之内容和体例，皆不同于中国旧史，有了一种比较视野之后，他主张：“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在梁氏看来，“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德终不成立也”，也是“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他认为“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非动员全体民国不能救国于危难，而要动员全体国民，“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此国史非传统帝王家谱式的历史，乃为国民写的国民历史。因此，梁氏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为此，梁氏“愿与同胞国民，筚路蓝缕，以辟此途”，立志要为国民写一部中国通史。然而，此事“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正如同福泽谕吉要为日本国民写一部日本通史一样，他们俩都虎头蛇尾，最后不了了之，反而田口卯吉完成《日本开化小史》，而中国最初由曾氏编译了这部未尽的《中国历史》，算是聊胜于无。
曾氏与梁氏同为当时新史学的推动者，然与梁氏举其大纛却未见落实不同，曾氏分享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资源，将新史学思想化为具体的历史作品，向世人慷慨激昂宣布“中国历史出世”了。曾氏认为中国积贫积弱，历代史家难辞其咎，在他看来，史家之天职，应该“记录过去、现在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与其起原、发达、变迁之大势，而纪念国民之美德，指点评判帝王官吏之罪恶，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而损益而调剂而破坏而改造而进化者也”，然而史家们却做了些什么呢？“宝其一毛而瓯脱其全体，尊其肉块而敝蓰其精*，甚或牺牲其全部，锄之芟之摧之辱之，以至禁锢之驱逐之杀戮之，徒萃精荟神，效死力于专制君主，以尽奴颜婢膝之本领，指盗贼为圣神，指僭逆为天命，指野蛮为君后，龂龂于正统偏安之争，皇皇鼎革前后之笔，崇拜千百奇妖魔*，以奴隶神明贵胄之无量数美男儿，汇积累累串珠之墓志铭，而龙断国民活动荣耀的大历史”。所以曾氏愤怒地说：“吁嗟！吁嗟！其尚得曰中国有历史乎？何配谭有中国历史乎？”曾氏友人宋教仁更直截了当说汉族之所以“成此弱劣之民族者，即此数千年腐败之历史，为其制造厂焉”。曾鲲化要尽国民之义务，“为我国民打破数千年腐败混杂之历史范围，掀拔数千年根深蒂固之奴隶劣性，特译述中国历代同体休养生息活动进化之历史，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排繁冗而摘要言，革旧贯而造新体，寻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妙理，究枉尺直寻、小退大进之真相。轩文轾野，去锈发莹，以为我国自古以来血脉一统之庞壮国民，显独立不羁、活泼自由之真面目”。
第三，新式学校需要新式历史教科书。年和年，清*府先后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中小学均有历史一科，需要讲授中国历史。那么，首先就面临教材问题。中国传统不乏蒙童读物，如《十七史蒙求》《纲鉴易知录》《十八史略》等，然而用新史学思想来审视，则都不能叫历史，“书契以来至于今日，历史之著述，自官定史鉴及私家志乘，汗牛充栋，毕世不能举其业。然纪传之属详于状个人，而疏于谈群治，编年之作便于检日月，而难于寻始终。要之，事实散漫，略无系统，可以为史料，不可以为历史”。以清代吴乘权等辑《纲鉴易知录》为例，从《三皇纪》到《元纪》共92卷，别有《明纪》15卷，合起来卷，上起盘古，下迄明末，约万字。如此大的篇幅，就教科而言，显然不合适；就内容来说，每朝分别以帝王先后叙述，以*治事件为主，“大半是无谓陈言，不合教科”，或“宜于浏览，而不宜于教科”。梁启超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对旧史有深刻检讨，难读、难别择、无感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当时各地学堂雨后春笋般出现，国史教本旧者既不合用，新者又未能急就，趋新学人遂多以“东籍”为“枕中鸿秘”，为“识途老马”，千余年来为我国附庸的日本史学界凭藉几册教科书，竟反奴为主，从附庸蔚为盟主。王舟瑶谓：“中国旧史病在于繁，不适时用。日人新编较为简要，且多新识，如桑原隲蔵之《东洋史要》，田中萃一郎之《东邦近世史》，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之《支那史》，那珂通世之《支那通史》，河野通之、石村贞一之《最近支那史》，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之《支那文明史》，皆足备览。惟以外国人而编中国史，则又病于太略，且多舛误，有志者能自为一书则善矣。”直接从日本引进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以充急用，其流弊则甚明，“近年以来，稍稍有历史课本出，然大都取日本成书点窜一二以为之，颇有伤于国民之感情，谈教育者时以为憾”，或谓：
顾近岁以来，各学堂多借东邦编述之本，若《支那通史》，若《东洋史要》，以充本国历史科之数。夫以彼人之口吻，述吾国之历史，于彼我之间，抑扬不免失当。吾率取其书用之，勿论程级之不审，而客观认作主位，令吾国民遂不兴其历史之观念，忘其祖国所自来，可惧孰甚。
年同文社也认为：“教科书者，养育国民之乳也。取他国之成，编以为课本，何异雇东邻之乳母，育西邻之小孩乎？”中国读书人在阅读日人教科书过程中，开始模仿、改编，逐渐熟悉如何取材，如何谋篇布局，如何叙述，不断调整表述口吻、解释立场、史实详略取舍，以适宜中国读者的需要。
二十世纪初年，国史教科书不论体例还是内容，多取鉴于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曾氏《中国历史》是当时编译东籍潮流中的一种。他痛感“现今通常编译社之组织不下数十矣，然或草率编纂，无优美完全之价值，或译外国教科书，以充国民读本，皆于学界之进化、国*之发达无丝毫影响，而反生大障碍者也”，于是在东京创办东新译社，立志“就我国之性质上习惯上编辑中学校各种教科书，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曾书原计划出版上中下三卷，目前所见仅上卷，迄于战国秦统一中国，发行所是东京东新译社，年1月1日印刷，年3月24日发行。中卷从秦一统写至五代之分裂，计划于年6月出版，据说已刊，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中卷正式出版。
编辑：田钰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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