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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0/12/19 15:51:00

张灏,年出生,原籍安徽省滁县(今滁州)。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曾长期担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教授,现为台北“中研院”院士。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主要著述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意义与秩序的追求,-》、《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张灏自选集》()、《时代的探索》(),并曾任《剑桥中国史》晚清部分的撰稿人之一。

民族主义在国际学坛是一个讨论已久的问题,但是历年来的讨论,至少在西方,有一个很奇怪、耐人寻味的趋势。那就是一方面,没有人否认民族主义是近现代世界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潮流;另一方面,大家在瞩目未来的时候,又常常低估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例如在19世纪的西方,民族主义是一个风起云涌,影响极大的运动,可是当时西方的重要思想家往往只认为它是历史发展中一个暂时过渡的现象,而不赋予深远的意义,因此他们在预测20世纪历史发展的时候,都没料到民族主义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都没有想到,在20世纪发生的惊天动地事件,如两次大战以及在亚非地区所发生的一连串大革命都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照理说,有了20世纪这段经验以后,今天人们面对新的世纪,应该不会再忽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了。但说也奇怪,目前在西方颇具代表性的两个学说,一个是亨廷顿(SamuelHunEington)的文明冲突说,另一个是福山(Francis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前者认为决定未来的世界主要是西方现代文明与非西方地区以儒家和伊斯兰教为代表的两个传统文明的冲突。后者则认为,当今之世,人类历史终于归结到一个以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这两种看法都意味着民族主义在未来的世界里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今天吁衡新世纪的未来发展,我们对这些西方流行的看法是很难接受的。至少就中国而言,不论个人对民族主义的价值判断,我们不能否认民族主义在21世纪仍将会是令人重视的力量。在这篇短文里,我想从历史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性质提出个人的几点省思。
  

第一,民族主义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而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产物,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年以后大约25年这段时间的重要性,主要因为那段时间是中国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期。而民族主义产生的几个必要条件就是在这关键时代才出现。什么是这些必要条件呢?

1.首先是外来的帝国主义的刺激。不错,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是开始于19世纪初叶的鸦片战争。但大致而言,由鸦片战争到年中日战争以前,帝国主义平均大约每20到25年对中国实行*事侵略一次,而这些*事侵略的主要目的不是领土的占领,而是经济利权的剥削。也可以说在年以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力是慢性的与渐进的。但年以后这压力骤然升高,由慢性的帝国主义升高为急性的帝国主义。西方列强加上日本对中国的压力在这期间以各种形式密集展开,步步进逼。而这帝国主义的压力也由经济的剥削伸展为领土的攘夺以及多种形式的*治*事的侵略。是在这种急性帝国主义的刺激下,才有年以后“合群救亡”、“保国保种”的迫切感。这种迫切感的出现是民族主义形成的一个先决条件。
  

2.了解民族主义的兴起,我们必须进一步考虑中国文化与社会在近现代,特别是年以后所产生的巨变。这个巨变也与西方的冲激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我们必须记住,西方的冲激不仅带来帝国主义,而且对中国文明的各层次有着转化性的影响,科技层面是如此,制度与思想的层面也是如此。这些影响逐渐酿成近现代文明转型的巨变。这个巨变酝酿于19世纪中叶与晚期,而在年以后全面展开。首先是传统*治秩序由动摇而崩溃,同时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价值也开始解纽,基本取向失落。中国由此逐渐陷于深巨的*治与文化危机。在这个时候,教育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履须替自己的*治认同、群体的归宿感与社会价值取向,找一个新的凝聚点与新的指标。一言以蔽之,即新的精神核心。当时许多人就在民族主义找到这个精神核心。因此年以后民族主义应运而生也与这种文明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与精神危机有着密切关系。
  

3.民族主义出现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现代传播媒体网络在年以后大规模的出现。这传播网络是中国现代文化基层建构(culturalinfrastructure)的起始点,它是以三种制度为基础。首先是新型的报刊大规模的出现。年以前中国只有极少数的报刊,而且多半为外人或出身买办阶层的人所办。这种边缘性的报刊影响不大。年以后中国上层知识精英开始办报,导致精英型报刊(elitepress)大量出现。由年到五四运动,25年间,报刊发行由巧种跃升为几百种之多。与精英报刊联带出现的是有现代企业雏形的大型出版公司。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三大书局(商务、中华、世界)都是在转型时代出现的。这些大型出版公司与精英报刊在散布新思想上有相辅相成的功能。另外一个构成以后的传媒网络的制度基础,是新型学校制度取代了传统的考试制度与书院组织。这些新型学校,特别是现代的大学制度,变成新思想的温床与集散地。再次是自由结社的社团。在传统时代,特别是有清一代,这种社团是被禁止的。现在它如雨后春笋似地大脸出现于年以后的知识分子阶层里,也变成新思想的温床与集散管道。

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由这三种传播媒介所形成的网络,对于民族主义在年以后产生的重要性。首先是透过这个网络,西方现代民族主义所特有的观念范畴、语言词汇得以引进并散布开来。如国家的主权至上、领土的完整性、利权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肩架的种族与民族竞争世界观等等。其次是透过这个网络,这些来自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与种族竟争的世界观,得以与来自中国传统的族群意识相汇合并加以催化,从而形成中国现代的国族观念,也就是以中华民族为标志的民族主义。总而言之,基于这些认识,我可以说,没有年以后的传媒网络,就没有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因此我同意一些西方学者如KarlDeutsch与BenedicAnderson强调现代传媒对于民族主义产生以及散布的重要性。我也因此可以了解今天西方的一些学者,特别是属于后现代主义的学者所提出的一个观念,那就是民族是一个由文化构想而产生的社群(animag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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