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慧本，浙江大学历史博士，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青年教师。主要从事19-20世纪德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尤其是科泽勒克史学思想和历史时间理论的研究。
作者按
在实践的历史学家中，年鉴学派对于历史时间的研究备受瞩目。马克·布洛赫早已指出，历史学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中初步阐明了时段理论，并在之后的学术研究中不断深化和拓展这一思考。勒高夫进一步开拓了历史时间的研究范畴，他笔下的欧洲中世纪，存在着教会时间、商人时间、劳动时间等不同的时间形态和时间观，此外他还思考了“过去”与“现在”等与时间有关的概念及其历史演进过程。诚然，这些有关历史时间的研究打破了以往单一线性时间的观念，颇具启发意义。
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彰显了时间在历史学中的方法论内涵，作为一种认识和分析的方法（形式），复数的时间使得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更加立体化。勒高夫将时间观念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展现中世纪社会心态与文化的多样性。伴随着历史学家们思考历史时间的深入，在历史时间的新视域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困惑。我们看到，时间不仅充当着历史学研究的形式，同时也充当着历史学研究的内容。这是何以可能的呢？历史时间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呢？
本文旨在讨论我们（包括历史学家）是如何思考历史时间的，时间在历史中是以什么形态存在和展现的。我们将从柯林武德的历史时间观开始论述。柯林武德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史学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实践历史学家，我们可以通过他更好地衔接起实践的历史学与史学理论之间的统一性。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时段理论则提供了极好的分析素材，有助于我们揭示历史时间与空间、隐喻，乃至叙事之间的关系。
一、有关时间的思维模式
一般而言，历史学研究的是有关过去的知识。在柯林武德看来，为了理解历史学的特性，我们首先必须询问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过去是什么，“这意味着要探究时间的本质”。
柯林武德曾总结过人们在思考时间问题时的困境，将这些困境总结为：“人们通常所作的一切有关时间的陈述，似乎表明时间是某种我们知道它所不是的东西，并且我们知道这些陈述对时间所作的假设是不真实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思考时间是什么时，往往将它比作某种其他的东西，而无法直接言说时间本身。正如奥古斯丁的箴言：“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了解。”
为了解决人们通常思考时间所遭遇的困难，柯林武德对时间概念作了一些限定。首先，他所讨论的时间并非是抽象空洞的时间，而是“充实的”（full）时间，所谓的“充实”即与经验有关，质言之，有关时间的困境都是在时间的经验和被经验的时间中产生的。其次，应当在事件之内（within）去追寻时间，而非在诸事件的关系之间（between），除非这些关系隶属于更大范畴的事件，比如刺杀凯撒和亚克兴海战这两个事件是罗马共和国之衰落的组成部分。柯林武德之所以做出这一限定，主要是针对逻辑原子主义而发的。逻辑原子主义将世界看成是由众多相互独立的事件或事实所构成，并沿用了数学家们将时间看作一个紧凑系列的观点，以此来解决有关时间的问题。柯林武德对这种观点做了反驳。
随后他将有关时间的谬误（fallacy）具体分为以下四种“惯性思维”：（一）我们常说时间飞逝；（二）时间可以被测量；（三）时间是连续的；（四）时间是无限的。总体而言，这些谬误往往是预设了一个时间参考系，并且在时间中来判定时间的运动和测量时间。因此，我们不得不继续追问这个作为参照的时间，从而又设定一个新的时间来说明它，以至无限（adinfinitum）。那么这些谬误推理的根源是什么呢？这或许与人们将时间“空间化”（specializing）的思维定式有关。
近代数学和物理学先驱们的研究成果，系统性地赋予空间化的时间认知以理论基础，同时也巩固了人们对于时间的线性和空间化认知。伽利略创造了匀速运动和匀加速运动等概念，试图建立一个截然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对运动的理解体系。笛卡尔发明了直角坐标系，在代数和几何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使得几何概念可以用数来表示，几何图形也可以用代数的形式来表示，为运动的几何和数学的描述提供了便捷的工具，这也提供了人们在描述世界时的一种新的视角，从此人们可以把世界看作是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数学家巴罗构想了一种数学时间，并将其比喻成一条直线或一个圆，以此来表明时间固有的几何特征，时间“作为一条直线，可以被看成一个点向前运动的轨迹，在长度方面，它可以被一个点也可以被一个运动划分；所以时间可以被构想成一个时刻的持续流逝轨迹，它可以被一个瞬间或一段时间流所划分”。
对时间作空间化处理的思维，与近代科学中的量化和精确化倾向密切相关。“为着量化和相关的概念化的目的，我们将时间图像化为一种一维的连续空间。在科学文献中，这种空间化的时间观随处可见。”为了谈论时间的间隔和持续，或者时间的秩序和序列，我们就需要预先设想出一个时间长轴，间隔、持续和序列等词汇总是与空间想象产生关联的，我们通过这种想象来思考并且测量时间。
柯林武德认为，澄清时间概念的首要条件便是放弃把时间视作一维空间的看法。将时间空间化就是陷入了思维的幻觉之中，认为过去和未来是存在的。实际上，它们在当下对我们而言是不在场的。一个事件是由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部分构成的，我们可以说作为整体的事件是正在发生（happening），但是其中的过去和未来的部分并不是正在发生的。因此，柯林武德论述道：“这并不意味着作为过去的过去继续存在。真正继续存在的是过去对现在所产生的作用。”
在消除了空间化思维所导致的时间谬误后，柯林武德道出了自己对于时间的理解，时间“是一个永远持续变化的现在，它以某种方式连接着一个不存在的将来和一个不存在的过去”。“只有现在是实际存在的：过去和未来都是观念的，并且只能是一种观念。”柯林武德对于时间的界定是以现在为基点的，现在是一个具体且持续变化的实在，而非一个空洞抽象的数学点，因为现在包含了观念性的过去和未来。说过去和未来是观念的，是针对心灵而言的，并且这两者只能作为心灵的对象而存在。“如果没有心灵，那么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都没有过去和未来”，通过我们心灵的记忆和历史性思维，我们才使过去存在。作为现在之不断变化的时间，乃是“先验实在的”（transcendentallyreal），它是任何其他思想的逻辑预设。
问题在于，现在是如何与过去和未来产生关联的呢？按照流行的生理或心理学的记忆理论，过去的事情能够在人们的生理或心理机体上留下持续的印迹，因而人们能够记住过去的事情，如同数据储存在电脑的储存器中那样，记忆也会留存在人的大脑中。
柯林武德认为，这样的解释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他指出，这样的说法大多源自一种认识论的教条，即宣称意识的对象必然是不依赖于意识本身的客观实在。该教条忽略了以下事实：过去的事情必须“首先不再存在，这样才第一次处在被记住的位置”。记忆是主观的和直接的，其主观性在于，记忆的对象总是某种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物，它无法超越我们自身的经验范畴。比如，出生于年的我必然无法记得抗日战争，但是我确实记得伊拉克战争。其直接性在于，记忆是一种直觉，除了它本身之外人们无法提供任何的证据来证明它。因此，对于那些其年代超越了个人生命区间的事情，记忆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记忆往往是具有特殊性的。我们所记得的不是普遍的过去（thepast），而是我们自己的过去（ourpast）；同理，我们所期待的不是普遍的未来（thefuture），而是我们自己的未来（ourfuture）。
相比于记忆，历史判断（historicaljudgement）能够真正确保作为观念之过去在现在的存在。虽然历史与记忆的对象都是过去，但是这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机制。相比于记忆的主观性和直接性，历史是客观的和间接的。其客观性在于，历史超越了我们自身的经验范畴，它探求的是普遍的和一般的过去。比如一个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年轻学者，他对于自己没有记忆的抗日战争的了解，很有可能胜过他对于伊拉克战争的了解，因为他可以研读史料和相关专著，并通过合乎逻辑的推理来建构起自己对于抗日战争的认识。历史的间接性在于，历史判断或叙述必须有所依据，历史学家要凭证据和推理（inference）来证明自己的陈述。“历史比记忆更像真正的知识，”柯林武德总结道，“因为它具有一种自我批判的因素，而这是记忆所缺乏的”。就此而言，历史乃是一切心灵的共同财产。需要指出的是，柯林武德并没有在历史学中排斥记忆：“我们对过去的态度不是记忆而是历史判断；而这也是我们对于我们所记得的事物的态度，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的记忆是值得信赖的。”
柯林武德对历史时间的设想确保了历史学中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互动关系。他将一切历史看作理解现在的努力，这是一项“永无止尽”的任务，因为现在是一种具体的实在，它是变动不居的，永远变化着的。然而，因为“一切历史都是一种尽可能完整地叙述现在世界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因而都是普遍史”。正基于此，柯林武德宣称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
尽管柯林武德认为将时间看作一条直线的空间化思维是一种幻想或抽象，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完全否定这种思维存在的合理性。历史学将过去的事件视作观念性的过去，从现在中分解出这种观念的成分，并且通过这些观念的和想象的过去来理解实际的现在，然而“具体的事物是不可能因为被分解为抽象的事物而被耗尽的”，因此，无论历史学研究的进展有多么的深入，“它总是留下直观性的残余，留下未经分析、未被理解的现实性的残余”。换言之，历史学所固有的经验性及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历史学无法克服一切的抽象。正如历史判断未消除记忆的合理性，柯林武德的历史时间观也没有彻底否定时间的空间化思维，后者只是不足以道尽人们对历史时间的认知形式。更确切地说，“作为过去、现在与未来之连续的时间，对于一个旁观者的思想而言是真正永恒的存在”，这样的时间观能够证明时间之空间化呈现的合理性。
柯林武德所谓“空间化的时间”在历史学中是以什么形式呈现出来的呢？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二、空间化的历史时间
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中初步阐明了他的时段理论，并在之后的学术研究中不断深化和拓展这一思考。一般认为，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打破了以往历史学中单一线性时间的观念，“它激发了人们将时间多元化的意识”，堪称历史学对于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布罗代尔本人也宣称，长时段和多元的时间观能够堪当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共同方法论基础。对于像布罗代尔这样的实践的历史学家而言，历史实在的存在与否并不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历史学家的使命在于，通过揭示历史时间的多元性，从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实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当历史学家意识到时间的多元性，并以此为基础来来思考过去和历史事件与现在的关系时，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那种实在论的感知理论，即认为所有的思维对象是独立于认识它的主体或心灵而存在的。然而根据柯林武德的看法，这种对时间多元性的认识仍是模糊并且不彻底的，如果我们深入剖析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观，就会发现其中仍保留着不少柯林武德所说的时间的空间化倾向。
布罗代尔采用三种不同的时间单位来构筑他的地中海叙述，一方面，这三种时间对应着不同的空间范畴；另一方面，三种时间和空间的层次是相互关联的。长时段（longuedurée）用以论述人与其所处环境的历史，涉及变化缓慢且不断重演的地理环境、气候、交通等，它勾勒出地中海历史的深层结构，其空间范围是最大、最广博的。中时段即“社会时间”，以十几年乃至数十年为周期，布罗代尔在此论述的是经济、国家、社会、文明等方面的历史状况，这种时间节奏平缓，构成了地中海的局势（conjunture）。短时段则对应“传统历史的部分”，叙述个人的历史或事件史，这种“表面的骚动”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短时段以月和日，甚至小时为时间计量单位，而其空间范围也是三个时段中相对最狭小的。
这三种时段并非相互对立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整体史”（histoiretotale）叙述。结构和局势不仅是历史的基础，同时也是历史的障碍，它们设定了人类及其自身经验的可活动空间和难以逾越的界限。历史时间因此具有了空间性的特征。短时段和事件中的个人，便要在由时间的结构和局势构成的命运之“囚笼”中，在有自知之明的前提下做出力所能及的选择。而事件史的意义也要在长时段的衬托下才能真正显现，正如布罗代尔对勒班陀战役的评价：“声称勒班陀战役单独产生了这多种后果，未免言过其实。但是，这一战役的确促成了这些后果的产生。作为历史经验，它的重要意义或许在于以明显例证表明了单纯叙述事件史的种种局限性。”
如果将布罗代尔自己对时间理论的阐释加以整理和归纳，或许可以更好地突出各时段与不同空间的对应关系：
表一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层次
姑且抛开时段理论不论，根据历史叙事之对象的差异而采取不同的历史时间单位的做法，其实并不少见。社会经济史广泛借鉴了相关学科中的模型和计量研究方法，经济状况的变化往往以数十年为一个周期，布罗代尔便充分吸取了经济史的概念和研究方法，这也是他注重长时段的原因之一。而*治事件史则聚焦于短期内事件的发展脉络，事件的情形在局促的空间内往往瞬息万变，故而采用以小时或天的时间单位便不足为奇了。在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中，有时并不是历史学家主动选择叙述时应该选择何种时间计量单位，而是研究的对象和聚焦点之特性使得历史学家下意识地采用相应的时间。研究对象和聚焦点的特性之一，便是它们的时空范围之大小，选择恰当的时空尺度有助于历史叙述的展开和意义的呈现，这方面的考量是历史学所必然面对的。
历史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的层面，还彰显于对时间的空间性指称上。布罗代尔在阐释自己的历史时间观时，运用了大量的空间性术语。比如他借用建筑学中的术语，把历史划分成“几层平面”，时段乃是时间“台阶”或“楼梯平台”等。此外，“运动”“流逝”“结构”“局势”等词汇，都可以被归纳入“空间”的范畴中。布罗代尔对此是有自觉性的，当他谈到社会科学内部应当如何实现跨学科交流时，把数学化、空间还原和长时段并举为可能的交流方式。
相较于布罗代尔，另一位致力于探索历史时间问题的历史学家科泽勒克，进一步发展了多元时间的理论，同时也运用了更加丰富的空间性术语，如“层次”“视域”“空间”“速率”等等。而在他对历史概念的分析中，当下的环境和背景作为一种经验性的决定因素也影响着人们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人们所作出的筹划、预测和期待也离不开所处社会空间给他们带来的限定。
以空间性术语来言说时间并非历史学家的专利，许多哲学家也难以挣脱这种帐幔。我们可以考察胡塞尔的时间观。胡塞尔的现象学致力于“回到事情本身”，抛开传统哲学中的主客二分，探索人们纯粹意识与现象的直接遭遇，这种遭遇是前逻辑的和前因果性的。将感觉经验还原至对纯粹现象的思考，现象学便是将这些“原初的”（primre）纯粹现象当作材料。因此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来说，发生问题便显得至关重要，发生并非经验感觉中的发生，而是先验构造性中的发生。所谓发生和原初，皆是有时间性的，由此，时间问题的重要性便凸显了出来。然而胡塞尔所要探讨的不是经验中的时间表象，因为其中包含了对客观时间存在的信念和态度。他试图“使时间自身显现”，对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分析，“必须完全排除任何与客观时间有关的设想、确定、信念（排除所有对实存之物的超越预设）”。胡塞尔能够顺利地完成内时间意识的还原吗？
胡塞尔对内时间意识的直接描述似乎还是要借助经验性的空间思维的帮助，尽管他声称自己所借助的仅仅是先验的“空间直观”。在胡塞尔看来，我们对于时间的意识并不仅仅是记忆，这与空间是类似的，正如我们通过空间中的物体意识到空间的存在，我们也是通过占据时间的事物或事件而意识到时间的存在。胡塞尔进而引入了滞留（Retention）概念，并分析了滞留与记忆的区别。为了更加详尽具体地阐述他的时间观和相关术语，他特意绘制了几副著名的时间图式，该图示毫无疑问乃是一种对时间的空间性表现，并且这种表现形式也实实在在地落入了客观时间的范畴之中，这是一种符合人们日常经验的表现。
在论述内时间意识的过程中，胡塞尔或许极不情愿地使用了大量空间性的词汇，例如“连绵的河流”（best-ndigenFlusse）、“相位”（phase）“下坠”（herabsinken）、“过去视域”（Vergangenheitshiru-zont）等等。乍看之下，这似乎与他最初的意图相违背。而在描述内时间意识作为一条“持续变化的河流”之特性时，胡塞尔向读者表露了自己的无助和失望感，他找不到真正恰当的词汇来描述它，便只好借用空间性术语作同义反复式的解释，“对所有这一切我们都还缺少名称”。日常语言中缺乏不带有空间意识的时间词汇，这正说明了空间性思维对人们的影响极为深远。如果说连现象学也无法完全将时间和空间割裂开来的话，那么在更加具体和经验性的历史世界和日常生活中，就更应该注重作为经验之两个维度的时间与空间的相互关联了。
布罗代尔历史时段理论的空间性也体现在以下方面：布罗代尔对历史时间的划分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即将时间看作一个占有空间的可分割物体（在布罗代尔这里，时间或许不只是一条直线了）。通过采用不同的历史时间单位，我们可以获得不同的历史截面，这些截面间有着横向的和纵向的关联。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学中并非仅仅有两三种时间计量单位，而是有几十种，每一种都涉及某种特殊的历史，“只有被人类的科学汇集在一起的这些对时间的计量的总和，才能构成人们很难恢复其整个丰富纷繁的图像的总体历史”。通过研究这数十种历史时间，就能够穷尽历史的全貌吗？无论答案是肯定抑或否定，这样的说法本身预设了时间作为空间性物体的可分割性。
这种预设在历史分期问题中也有所体现，要划分某物，必然要先将其当作是可分割的。但单凭这一预设无法将历史分期的问题解释清楚，因为人们对历史时期的划分并不是无限的，它总是有个确定的数目，比如将历史分成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期。这说明历史分期还涉及人们思考历史时间的另一个向度，即相似性、意义和价值的向度。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分期是与人们当下所处的情境和赋予过去的意义有关的。在柯林武德那里，现在是历史的现实性，而过去是历史的观念性。为了合乎逻辑地思考过去，我们必须赋予它某种确定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先验的（apriori），因为它是由我们现在的处境和认知状况所决定的。赋与过去以结构便是确定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便是确定过去的意义。
奥古斯丁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视角出发，按照《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为人类历史分期，同时也赋与各历史时期以其特殊的意义。他将历史划分为六个时期，分别对应人生的六个阶段：婴儿期，儿童期，青春期，青年期，成年期，老年期。这种对应关系不是随意划定的，奥古斯丁确立了人类历史各时期与人生各阶段之间的相似性。比如人类一般从青春期（adolescentia）开始才有生育能力，奥古斯丁将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的时期归为青春期，因为亚伯拉罕乃是“万国的父”，是传说中希伯来族和阿拉伯族的祖先。而自耶稣诞生直至时间的终结是奥古斯丁眼中的第六个时期，它对应人生的老年（se-nectus），这个时代的箴言是“世界衰老”（mundussenescit），人们等待着末日的审判，他们普遍相信世界将在这个时代解体。正如勒高夫所认为的，“通过历史分期，我们可以表达出对已经发生事情的重视，一种价值判断”。
实际上，前文所列举的空间化的时间思维，也可以通过这种人们在认识活动中追求事物间相似性的思维获得解释。伯格森便指出，人们往往“满足于被投射到同质（homogeneous）空间中去的那个自我之影子。意识要把事物分开的愿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在这种愿望的驱动下，人们用象征来代替实体，或者径直地通过象征来感知实体。“这种被折射了的，因而被切成片段的自我更加符合一般的社会需要，尤其符合语言的需要。”
三、历史时间与隐喻和叙事的关系
科泽勒克敏锐地指出了历史时间与空间和隐喻的内在关联：当我们谈论时间时，必定要依靠隐喻。因为只有把时间看作在特定空间单位中的运动，才能形象而清楚地说明时间。时间的前进，乃至进步或发展本身便“包含了用于形象地说明的图像（veransahaulichendeBilder）”，通过这些图像人们能够获得对时间的认识。而在历史中，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总是相互交织的，即便时间图像的隐喻性力量最初是源自空间性思维的”。
人们日常感知时间的方式——钟表、数字的跳动、天体如太阳的位置变动等，这些日常生活中惯常的体验和知晓时间的方式，无外乎是某种空间内的运动或最终可以被归为运动。数字也是如此，我们所接受的算数启蒙教育所教给我们的，是一种将构成数目的各单位无限地加以分开的思维，“常识十分倾心于用不可分的东西来构成数目”，当我们算数时，心灵中出现一副数字由不可分的单位（如数字１）并排置列所构成的图景。这说明在人们的心灵中有一种先于经验的把数目放在空间的思维，科学只是更能引发人们对这种思维的注意，“我们一开始就必定以把数目设想为一种在空间中的并排置列”。钟表上指针的运动、数字的跳动以及太阳的位移，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时间的表象方式，但不是时间本身。或许它们与时间有着某种相似性，更确切地说，是人们赋予了它们相似性，将两种原本相距甚远的事物或范畴变得亲近，而相似性便是隐喻的一大特征。
布罗代尔曾以音乐为喻来说明历史时间的层次，长时段是长节拍，局势是宣叙调，事件是单个的音符，而在历史学的分析解释中，“最后终于取得胜利的总是长节拍”。历史时间与旋律的相似性是什么呢？它们都是连续的、稍纵即逝的、可以分割的。因此，当布罗代尔以音乐来隐喻历史时间时，他便是要突出后者的这些特性了。柏格森、胡塞尔、布罗代尔和德里达等思想家都曾以声音、音符和旋律为例来说明他们各自对时间的看法，虽然他们各自的意图并不相同。就此而言，即便他们不是在运用空间的思维来构想时间，也仍然是在用某种隐喻和表现（representation）的方式来言说时间，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声音与时间之间是有关联和相似性的，他们才会如此言说。
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它更是人们的一种“惯性思维”，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维柯早已指出，人们往往是从熟悉的事物来推想陌生的事物，用已知事物来比较未知事物⑤。当我们确立起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彼此的关联，我们便宣称自己认识了那原本陌生的事物。这种“以己度物”或“由近知远”的思维模式似乎是不可逆的，比如我们说“时间是一条河流”，而几乎很少说“河流是一条时间”，后者会显得很荒谬，而前者则理所当然。抽象的时间是难以言说的，我们唯有通过对时间的经验感知来认识它，并以此来确定时间的特性。因而空间化的时间便不足为奇了，它符合我们的认知习惯。就此而言，隐喻的思维早已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不仅是语言和概念体系，就连“我们思考和行为的方式”，在本质上也是“以隐喻为根基的”。
事物之间相似性与隐喻的构成是跟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特定情境有关的，质言之，隐喻是有其历史性的，历史时间的隐喻也是如此。布罗代尔注重历史中的长时段，强调人类个体之自由在预先注定之命运中的有限性展开，这样的观点难道与他在二战时期的战俘经历，以及他当时对法国乃至人类命运的沉思不无关系吗？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观是他个人历史性经历的表现，是他的个人生命过程的彰显。因此他将历史上的个体比喻成诗人兰波笔下的“醉舟”，在长时段“宽阔的命运”中不停打转。此外，他还在叙述地中海历史时屡次采用了“牢笼”“囚禁”等隐喻便是明证。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和时代，“时间就是金钱”乃是至理名言。随着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时间已经被大规模地量化，如工资支付中的时薪、周薪、月薪，各种经济图表与数据，证券市场中股票价格随着时间每秒的变动，等等。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时间—金钱的隐喻关系是根深蒂固的。若是在另一种文化中，“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仍能被普遍接受吗？
在勒高夫的欧洲中世纪历史研究中，时间观念和意识是他重点探讨的主题之一。他甄别出了中世纪的多种时间样态，比如教会时间、商人时间、劳动时间、自然时间、钟表时间等。每种时间观念都有其特定的存在基础，在时间与不同的事物之间建立起关联和相似性。勒华拉杜里则为我们展现了14世纪初蒙塔尤地区的独特时间心态，人们对时间的表述与职业（如牧羊人）、植物、古代历法以及宗教等皆有关系，“农民的时间观念总是游移不定的”，在蒙塔尤的乡村文化中，人们缺乏追求精确性的现代历史尺度。由此可见，人们的时间意识是以特定历史语境为根基的，而探索历史时间的隐喻也是理解承载该语境的文化或社会的方式之一。
当我们把隐喻看作一种认识世界的形式时，隐喻就不再仅仅是传统修辞学范畴中的语言的修饰了，通过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建立某种相似性，它有能力产生新的意义和实在。这也是现代诠释学的观点，隐喻可以创造新的意义，可以提供有关实在的知识。诗歌语言不从字面上说事物是什么，而是说它们像什么，通过迂回的方式，表现了隐喻式的“真理”和实在。而在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家们看来，我们所用的日常语言本身便充满了隐喻⑦，隐喻是我们赖以追求历史真理的形式。人们对于世界的体验中最复杂且最难理解的方面，是要通过隐喻性的表达来描绘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怀特指出：“没有隐喻，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简单陈述句中得到表达。”
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时间是由作为实际存在的现在与作为观念的过去和未来构成的，现在是持续变化的，每个时刻呈现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综合体。因此每当我们确定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关联时，如此被确定的历史时间便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我们在当下对时间的重构。如果我们把隐喻的思维融入其中，那么对历史时间的隐喻表达也就具有了历史性，隐喻的意义是在每次书写和理解的过程中绽出的，这样的隐喻便是“活的隐喻”。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的思想家们，不少都走向了从叙事（利科和大卫·卡尔）或书写（德里达）来解决时间难题的路径。为什么是叙事或书写，而不是单纯的语言呢？因为叙事和书写都是动态的过程，意义在这个行为的过程中绽出，时间性便是这种过程，时间在叙事中开展，时间通过人们体验叙事而被认识和感知。
叙事和隐喻如何创造出更加丰富的时间境界？让我们再次回到布罗代尔和他的《地中海》。布罗代尔在序言中说道：“本书共分三部分。每部分自成整体，单独阐明一个问题。”事实真是如此吗？结构、周期与事件之间难道是毫无干系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在整体上把《地中海》看作一个故事的话，那么这个故事的主旨便是以地中海这个拟人化的“集体性英雄”为主角，叙述它在16世纪逐步衰落并最终退出全球史的舞台，而这一进程是在菲利普二世时期的西班牙与土耳其两大文明之冲突中展现的。在《地中海》中，布罗代尔设置了一个整体性的情节，从而使得三个部分能够融合为一体。利科指出，“如果说情节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异质性的综合”，那么布罗代尔著作的虚拟情节教给我们的是，“通过结合异质的时间性”，即三种时间层次，“统一结构、周期和事件”。
布罗代尔拒绝落入传统地理决定论史观的窠臼：“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地理区域，而是人，是主宰或发现这些地理区域的人。”他要用人类活动的尺度来衡量地中海的地理环境，唯其如此，才能建立起看似无时间性的环境和结构的历史性，“否则它们的历史就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议”。因此在《地中海》第一部分，即人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史中，我们看到大量的事件在作为地理环境的地中海上出现，事件在这里充当了长时段结构的证据。
布罗代尔的事件史也有其独特内涵。他没有简单地用分期的方式来编排各事件，而是在充当背景的结构和局势中，重新定位事件及其意义。地中海的结构和局势深刻地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和选择，因此布罗代尔说：“菲利普二世本身一个人就是这个帝国、这个帝国的力量和它的衰弱的总和。”也就是说，布罗代尔笔下的菲利普二世成为了结构和局势的具象化实体。而第二部分的经济、帝国和文明的局势，承担起了衔接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的作用，局势是结构和人类活动之合力的体现。通过布罗代尔的精巧建构，《地中海》犹如一出戏剧，舞台布景、道具、情节和人物一应俱全。历史的叙事性不仅仅存在于《地中海》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也被纳入到情节和叙事之中，从而使得地中海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被理解。
布罗代尔的三重时间最终汇聚到一起，构成了《地中海》整体上的时间性和叙事性。就此而言，布
罗代尔的地中海历史也体现了科泽勒克所说的“不同时代事物的同时代性”（GleichzeitigkeitdesUn－gleichzeitigen）。地中海的故事糅合了历时性和共时性，过去的各种层面以不同的速率汇聚到当下（在《地中海》中即指菲利普二世时期），在当下的体验和叙事中，结构与事件、持续与变化之间的二元对立被消解了，它们“被捆绑在一起”。由此，我们看到了隐喻和叙事在表现历史时间经验方面的重要性。
历史学以有关过去的知识为研究对象，它往往与人们的经验相关。相比于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历史学并没有一套自己的特殊语言，而是以日常生活的语言来展开叙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通过赋予某事物以意义来达成理解，对于时间也是如此。时间本是看不见、摸不着且难以言说的，为了理解时间和有关时间的经验，我们需要凭借更加具体和可言说的东西来构想时间，从而为时间赋予意义，使其变得可以言说，而这正是将客观或自然的时间转化为人类或历史的时间的过程。
“历史的开始就是人类对时间的经历并对自然时间做出回应的过程。”
时间的空间化便是人们为了理解时间而采取的惯常做法，它符合隐喻的思维方式。经过隐喻思维处理的时间经验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可能获得更多人的认同，扩大其主体间性，这是其普遍性的维度。另一方面，历史时间的隐喻也具有特殊性和历史性，因为人们的认知状况总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所限定的，它构成了我们理解的前结构。
连贯性和因果关联几乎是所有叙事的共同特征，这是我们组织言说的内容和对象的一种策略，其目的是为了他人能够理解我们的想法。在历史叙事中，如何有效地组织关于过去的经验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历史学家所面对的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是由具有不同历史性和时间性的事物所构成的。为了达成历史叙事的连贯性，历史学家需要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力量，进而在叙事中展现过去经验的不同时间层次，并且将它们汇聚为一个整体。质言之，历史时间总是表现为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变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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