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30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瞿骏教授应本所民国史研究室的邀请，在后副楼二楼会议室作了题为“五四运动与具体人物：侧重钱穆、吴宓”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年近代史研究所学术论坛第25期，由民国史研究室主任罗敏研究员主持，*道炫、李在全等多位所内同仁及近代史系学生等20余人出席。
瞿骏教授同时兼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青年研究员、ECNU-UB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研究方向为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城市史。著有《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花落春仍在：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困境与新路》等。
讲座开始后，瞿骏教授首先和听众分享了自己研究五四运动的一些心得体会。他认为，现在研究五四运动应该适当注重“世界的五四”与“地方的五四”这样的研究方向，以具体的思想人物作为抓手，既要注意挖掘地方性赋予他们的一些特色，也要善于发现诸如吴宓、胡适等人在西方真正接触到的西学思想资源，进而通过文本形成的语境等来研究相关人物的具体思想。
瞿骏教授指出，现代中国实际上具有“半吊子”的老社会与“不完全”的新环境并行的特性，所以要想实现对既有研究的突破，就不能将眼光局限在历史事件本身，或者是单纯地依靠新史料的发现来做研究，而是应该知其先后，并充分注意到研究对象所在空间的时间性和进入现代后人的有限性。
在以往有关某某文化运动或思想革命的一些研究中，有研究者经常会假定，运动或革命的参与者彼此之间的交流论战是没有障碍的，论战使用的思想资源也是显露无疑的。但是瞿骏教授提醒说，由于讯息的有限性和人本身的理性状态等因素，一些参与者获取特定的思想资源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并不像有的假设中那样顺理成章。个人的情感状态、生活环境等也会影响到其思想文本的呈现效果。瞿教授重点结合钱穆、吴宓的生命与生活经历对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既存状态”进行了探讨，并指出，钱、吴二人所在地方的特性使他们看到的中国与胡适、傅斯年看到的中国存在很大不同，也影响了他们日后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
之后，瞿骏教授又着力探讨了钱穆与吴宓的新文化如何“到手”的问题。他认为，钱穆和吴宓的新文化“到手”并不像钱穆日后在《师友杂忆》中所说“读《新青年》然后重温旧书”等等那样轻描淡写，而是存在一个相对复杂曲折的过程。相比于《新青年》这种一般被认为是传播新文化的主流刊物，钱穆获得新文化的资料其实主要来自《时事新报》以及《宥言》等中西新旧复合杂糅的流传于乡间的小册子。吴宓的新文化资源则主要来源于《民心周报》和《孔教经世报》等反对新文化的报刊，他甚至很可能在留学回国前没有看过《新青年》。
另外，瞿骏教授还讨论了钱穆、吴宓二人与所谓新旧论战的关系问题。具体到钱穆，他提出，钱穆回忆中所说的“读旧书”实际上存在着被“整理国故运动”调动的一面和个人机缘的因素，而且五四运动其实也不妨碍读旧书，它影响的主要是读旧书的态度和方式问题；吴宓与所谓的新旧论战也不是全面、全程参与的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半盲”作战。
最后总结时，瞿骏教授指出，五四运动不止是“启蒙”或者说“妖魔化”的五四，无论是将它视作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还是将其视为“妖魔化”的反传统运动，都是一种个体情绪的表达，而非真正的研究。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多层次、复合性的庞大运动，其中有着紧张、冲突、曲折反复和不那么顺理成章。对于具体的思想人物来说，新文化的到手与入心也存在其独特的个人机缘、出乎意料的途径和超乎想象的时间差。
讲座结束后，与会学者就钱穆在以前的学术地位、史料扩充与史学研究的关系、钱穆的性格和经历对他论述内容的影响、钱穆与新文化运动的实际关系及其后来在回忆中对相应经历加以“洁净化”表述的缘由、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适用范畴、“新文化”到手的具体条件和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交流。
本文转引自“近代中国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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