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互动关系
任何一种文化，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必然根植于其所赖以生长和发展的社会历史土壤。作为中国地域文化之一的近代湖湘文化，既根植于近代湖湘区域的社会历史土壤，更离不开近代中国大环境下的社会历史土壤；反过来，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近代湖湘文化也必然会对其孕育、成长的社会历史土壤产生积极的促进、推动作用，或消极的迟滞、阻碍作用。本文拟对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互动关系，谈谈粗浅的认识和不成熟的看法。一、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即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张海鹏先生称其“像一个元宝形，开始是下降，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既有沉沦，也有上升，“走出了一条U字形路线，经过了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诞生了人民的新中国”。也就是说，先是整体上向下沉沦，经过一段时间的筑底运行后，整体上的反弹上升成为主要发展趋势。所谓“向下沉沦”，笔者理解，主要是指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日益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综合国力不断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界也跟着一起沉沦，相反，正是中国社会的这种下沉，才促使有志之士的不断思考与探索，从而开出了各种救世之方。这一发展态势，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演变与转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此将主要揭示中国社会内部变动和外部因素与近代湖湘文化的关系。（一）近代前夜中国社会的内部变动对湖湘文化演变的影响中国社会在清王朝统治时期整体上向下沉沦，可以追溯到清朝嘉道之世。在进入近代以前的清朝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吏治全面腐败、*备严重废弛、财*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衰败景象，以及人地矛盾所带来的流民人数的有增无减，各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从而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农民的反抗和市民的暴动不断，清王朝如同一所年深月久的老宅，步入了风雨飘摇的岁月。而在学术思想领域，“以训诂考订而臻于极致的汉学（考据学），在达到自己空前的高峰之时，也将其繁复、琐碎、支离的弊病暴露无遗”，到清嘉道年间，不仅受到复兴的今文经学、义理之学的挑战，更是受到了西学的强烈冲击。因乾嘉学派“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匡时”，提倡关心时事和勇于探索现实的精神；清朝最高统治者如嘉庆皇帝、道光皇帝亦意识到通达事理、要为其有用的重要性而曾倡导经世致用。于是，有别于理学空疏与考据学迂腐的嘉道经世实学思潮应时而生。嘉道年间的经世实学思潮中，活跃着以严如熤、陶澍、贺长龄、贺熙龄、李星沅、*冕、魏源、汤鹏、邓显鹤等为代表的湘籍经世人物。他们或为封疆大吏，如陶澍、贺长龄等，利用任职所提供的机会和平台，将经世思想付诸实践，造福国家和社会，并上达大清朝廷，影响当局的决策；或为充当幕僚的著名学者，如汤鹏、魏源等，擅长著述，深入剖析时局，敢于言人所未言、人所不愿言、人所不敢言，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好言经世，以图富强，厌弃考证，以为无用”，着重国内弊*的改革，针对吏治、边*、漕运、河工、盐业、农业、税收等领域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并积极地去推行和实践。清乾嘉时代，由于湘黔川边地区大量田土被侵吞掠夺，众多失地苗民生活无着，而统治者又任意欺压凌辱、敲诈勒索，引发湘黔等地苗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其时尚未步入仕途而具济世之才的严如熤被湖南巡抚辟为幕佐，积极赞画平苗大计，“草《平苗议》十二则，言剿抚防御之策甚备”；平定苗事后，又上《平苗善后事宜议》，并纂成《苗防备览》一书，叙湘西苗疆历史地理、民风民俗和治策方略甚备，又代草《平定教匪总论》《平定教匪条议》；在《平定三省乱民善后事宜疏》《再陈平定三省乱民善后事宜疏》等疏中，提出仿古屯田之法，化盗为民，“举流民降贼之无归、乡勇戍卒之无业者，悉编入屯，团练捍卫”，“异时可收富强之效。社稷苍生，永利赖之。制治保邦，久安长治之宏规，必居一于此矣”。入仕之后，严如熤在陕西任职长达20余年，致力于维护地方安定和经济发展，“举工赈，修渠堰，完仓廪，以足民食。联营伍，治堡寨，严保甲，以固民卫”。苗乱之外，东南沿海海盗频繁出没，并与土匪内外勾结，为害一方，形势严峻。两广总督那彦成奉旨前往肃清海盗，丁忧在家的严如熤应邀南下广州协助，“至则就途中见闻所及，论列甚详，一切捕盗章奏檄文，胥属治办”，那彦成采取得力措施，使洋匪势渐穷蹙。严如熤又广搜海盗问题资料，辑成《洋防辑要》一书，依次辑录东南沿海地理、防海策略及海洋气候等资料。严如熤不拘泥于词章考据，以舆地之学为经世之具，对于民族、流民、海防等棘手问题，立足现实，提出因应之策，“所规画常在数十百年外”，成为嘉道年间经世实学的先锋，对陶澍、贺长龄等有志经世者均产生了较大影响。漕运、盐*和河工在清代并称东南三大*，至清道光朝积弊甚深。漕运制度百孔千疮，漕运机构人浮于事，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漕利尽归中饱；漕运过程中，漕船夹带私货,水手不法滋事者层出不穷；*河、淮河交病，漕运中阻，盘坝艰难万状；官民交困，粮额日减，内河漕运体系已形瓦解。“盐课居天下财赋四之一，两淮最巨，其弊亦最甚”，而淮北又最甚，“通纲情形全属涣散，已等于停运停销”，“以致江广之民，膏血尽竭于盐，家贫小户，往往有兼旬弥月，坚忍淡食，不知盐味者”，盐*败坏已极。河流、湖泊失修淤塞，遇旱涝之年，非淹即涸，民生受困，而防修主事者上下勾结，弊窦丛生。针对以上弊端，积极倡导通经致用的陶澍任职两江地区时，毫不避让，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行*资源，团结有关官员和学者如琦善、贺长龄、魏源等，综合施策，大刀阔斧地除弊兴利。端正士俗、倡导文教，以改善民风；详细考察所属官吏之贤否，以进行奖罚；清除漕运之弊，以试行海运之法；整顿盐务，改行票盐，以打破官商之垄断；兴修水利，整治河工；清理财*，推行银本位制。改革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而产生重重阻力，但陶澍不为所动，不避嫌怨，实心任事，无一不取得显著成效，试行海运则收“利国、利民、利官、利商”与“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之效，票盐之法则既解决了积引问题又使盐课超额完成，所办水利工程“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陶澍活跃于*治舞台的时间，正是中国社会处于从古代到近代的前夕，作为经世思潮的实力推行者，他关心时务，融合学问与事功为一体，“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治家之巨擘”，“实*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在江南漕、盐、河三大*之切实贡献，影响全国，垂范千秋，被湖湘士人视为楷模，成为当时湖南经世派当之无愧的领袖与核心。面对嘉道中衰局面及种种弊*，清道光朝另一位有名的湘籍封疆大臣贺长龄也认为必须兴利除弊，“今昔情形不同,亦不得不量为变通”。他一生行*所及，在司法程序、河工漕运制度、官僚体制以及*队的训练与管理方面,或根据新情况加改革，或因地制宜地加以灵活运用，以期增强行*效力。同时认识到*治、社会问题背后的经济因素，经济问题在其奏稿中有相当涉及，治理漕运和安抚云贵时采取的措施多是从经济方面着手。此外，贺长龄曾延请魏源组织编纂了著名的《皇朝经世文编》，大规模、有系统地整理了有关经世实学的文章，“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使经世之学大兴于天下，成为湖湘经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针对嘉道中衰，如果说严如熤、陶澍、贺长龄等官员型学者在倡导经世致用时尤其注重践履、为*实务远多于理论建树的话，生活于中国古代与近代之交的魏源则是“集19世纪初一切主要思想于一身的人”，将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推到了那个时代的新高峰，堪称思想文化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座标原点，在湖南和全国都起了承先启后的关键作用。鸦片战争前，面对清嘉道年间所呈现出的种种衰世症状，魏源主张经世致用，强调经术与治术相结合，治学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为经邦济世服务；承接传统的变易观，立足于变革经世，改革社会弊端，“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而兴利除弊，“必知弊之所由，而后知利之所在”。魏源充当贺长龄、陶澍等地方要员幕僚长达20年之久，深得东南大员的优礼，在深度参与各项实际*务的筹画时，深刻分析了当时漕运、盐务、河工三大*积弊各自形成的原因，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建议和措施，再通过陶澍、贺长龄等人上奏朝廷，经清朝最高统治者决策后，由地方官员组织实施，于是漕运改试海运、盐务由官营改为私营等均得以实施，并大获成功。魏源一生仕宦不显，古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中，于魏源而言，当推立言之不朽，其最重要的立言当为魏源一生中所编《皇朝经世文编》和《海国图志》这两部最为泽被后世的著作。成书于鸦片战争前的《皇朝经世文编》，主旨是实用、经世，“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一切取舍以实用、经世为的鹄，所选都是与社会实际问题如河工、盐*、**、城防、边疆等方面有关的文章，希望将清代立国以来比较成功的经世典章、经世文章提供给时人，借前人之言以为当世之用，体现了学术研究应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服务的经世致用理念，成为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潮在学术领域的优秀成果，为明末清初的经世实学思潮在更高层次上的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使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特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总之，因清嘉道中衰催迫着清王朝滑向危机四伏的“乱世”，深具忧患意识并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少数官绅率先惊觉起来，在意识形态控制相对松弛的环境下，毅然举起了古老而又仍富于生命力的“经世致用”旗帜，嘉道经世实学思潮中湖湘经世派的兴起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术传统的进一步发展，正是近代前夜中国社会内部这一空前变动的结果。经世实学之风在湖南本就一直绵延不绝，因而嘉道实学思潮中的湖湘经世派便表现得尤为耀眼，把目光转向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现实社会，瞄准社会、*治、经济等领域的弊*，推出具体的改革*策和措施，并加以落实；虽然，近代中国前夜的湖湘文化（精髓是经世致用）并未突破传统，囿于古老的圣经贤传和地理环境、技术条件等因素，没有对西方异质文化的吸纳，不具备近代文化的特点，但大大夯实了面向实际的学风和革新变化的精神，为湖湘文化向近代的过渡起到了积极的思想前导作用。（二）近代中西关系对近代湖湘文化演变的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中西关系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我们这里所说的“近代中西关系”中的“西”，是指那些社会、经济、科技等方面比中国先进发达的国家，即英、美、法、德、俄、日等；“中西关系”则是指全方位的关系，关系的主体包括*府、民间、*府与民间等，涉及的领域可以是*治、*事、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当中国历史的车轮行至古、近代交替转换之际，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西方列强挟船坚炮利之优势，展开了对仍停留在传统的农耕社会时代的世界各个地区的*治征服、经济掠夺与文化渗透，古老的东方中国成了他们猎取的重要目标，“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几乎同时扑向了“天朝上国”，近代中国人民不得不一而再而三地掀起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侵略与反侵略成为中西关系的主导，反侵略是为了获得*治独立；同时，就中西方发展水平而言，中国全面落后西方，西方列强在各方面都领先中国，迫使中国人民又不得不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学习与被学习成为中西关系的主流，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落后，实现富强。近代中西关系的这种两重性，从广义上来说，是东西方之间两种不同文明、文化的冲突，“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由于西方文明的撞击，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全面、深刻且剧烈的变动或变迁，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内部结构与价值观念均逐渐重组与更新，从传统转向近代。在这种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冲突与抉择中，湖湘文化也经历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艰难历程。1．西力东侵对近代湖湘文化演变的影响中国历史和文化本有着自身的发展脉络和系统，但随着西方列强的浮海东侵，晚清王朝在付出了丧权辱国的巨大代价后，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深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担忧的先进分子苦苦思索着应对变局的方策，素具忧患意识和敢为天下先的湘籍精英如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亦是其中的关键性代表人物。作为亲历过鸦片战争的传统经世派中的代表魏源等少数先知先觉者，首先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所遇到的对手不再是过去的那些“边夷”，而是先进强大的“西夷”，“今必本夫古”，“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立足于当下来处理古今关系，积极探讨新的经邦济世之方，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魏源认为，要抵抗西方殖民侵略，必先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是否对对手了解，“利害相百焉”，应当打破封闭，放眼世界，知己更应知彼；严正指出西方近代技术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应当打破传统的夷夏观念，主动地“师夷长技”，特别应当学习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西方以工商立国而致富强，中国不应再“重本抑末”而当“缓本急标”，优先发展工商业，创办造船厂、火器局，与西方国家开展正常贸易。只有这样，才可“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以实现“制夷”的目标。毫无疑问，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开拓者和引路人。但第一次鸦片战争并未对身处京师、浸润于“华夷之辨”传统文化中的曾国藩的心理造成太大的冲击，他并不认为清朝战败，还大赞朝廷“和夷之策”高明之至，认为此次议抚之后，夷人或许“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在与太平*作战的过程中，曾国藩虽开始接触洋务，但对有关英国真实情况的介绍颇不以为然，认为是“张大英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国藩仍以为英夷“其来中国者人数无几，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颇堪玩味。直到清咸丰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年1月10日）阅读清朝与英、法、美所订和约条款的全部内容后，曾国藩“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愧愤不能自已；次年谈及其临江近海的驻足之地“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之”的景象，曾国藩更为之忧悸不已。创巨痛深使曾国藩终于清醒，原来“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并非浪得虚名。曾国藩一改此前对“夷狄”、“洋务”的蔑视与不屑，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将“祸福置之度外，以不知夷情为大虑”，“自强”一词开始在其奏折、书信和日记中频频出现。面对海国环伺，隐患方长的重大变局，曾国藩大声疾呼应借法自强，资夷力、师夷智，“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不仅应着眼于当下，更要着眼于长远；认为对外国侵略问题既要有战略思考也应有具体对策，即所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对于学习西方长技的步骤，曾国藩建议先购买，后演习、试造，“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对于洋务所涉的内容，除造炮制船外，曾国藩认为商业亦是西方之所长，“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夷情志在通商”，商业贸易问题也应引起重视；关于对外交涉问题，曾国藩认为“与洋人交际，要言忠信，行笃敬”，反对轻言战争，提倡“和戎外交”，从大局出发，权衡各种利弊，避免更大的损失和牺性；办理洋务，贵在用人，“柔远之事，必择专精之人”，要求选择精通洋务者担任沿江两督、四抚，又谓“招致智巧洋人，来为我用”的同时，更应大力培养精通外国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的人才。至于办理洋务的目的，曾国藩说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剿发捻”、“勤远略”，首先解除太平*和捻*对朝廷的威胁，从长远来说则是抵御西方列强侵略，解内忧，弥外患，从而巩固清朝统治，实现中国的自强。这一系列关于洋务的思想和主张，并非只是曾国藩个人的认识和看法，而是整个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西方列强的侵略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左宗棠思想的变化。鸦片战争期间，左宗棠尚馆于安化陶澍家，虽处僻壤之境，但对时局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