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生态文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的一项重要工作。加强生态文化体系建设必须准确理解和把握生态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从文明转型视角和文化演变规律来认识生态文化的功能与特征，并找准生态文化体系中的短板与关键。生态文化是人类认识、保护、利用和改造生态系统所形成的文化，它大体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生态价值观念（层次最高），二是生态文化知识（承上启下），三是生态风俗习惯（群体文化），四是生态审美情趣（个体文化）。生态文化的培育，其核心是生态知识的传播。为推动我国生态文化体系建设，一是设立“中国生态文化日”，建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议把每年的8月15日定为“中国生态文化日”；二是加强生态科技文化研发；三是多形式普及生态文化知识。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主*浙江期间，习近平就指出：“在现实生活中违法排污、违规建筑、乱砍乱伐、乱掘乱挖、乱捕滥杀等无视生态规律的行为还时有发生，究其深层次原因是我们还缺乏深厚的生态文化。因此，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使生态文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需要我们长期不懈地努力。”同时，他还指出：“生态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我们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全社会扎根，就是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自觉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让生态文化在全社会扎根》，年5月）在年《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中，习近平总书记更加系统而明确地指出，加快解决历史交汇期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加快建立健全五个体系，其中第一个就是“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要深刻领会与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建立健全我国生态文化体系，必须准确理解生态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从文明转型视角来把握生态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再结合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以及生态文化中的短板和关键，分层次、有重点地推进生态文化体系建设。准确理解和把握生态文化概念及其重要性
（一）生态文化是与生物有关的文化生态文化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专门讨论过生态文化。随后相关研究文献不断增多，年以来每年文献量都在篇以上。然而，理论界对什么是生态文化，至今尚无一个确切的定义，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更是五花八门。由于参与讨论的大多是哲学和文化领域的学者，他们更喜欢在生态文化的新颖性、科学性、先进性上展开讨论，而很少对概念本身作出严谨而准确的界定。正是因为理论上的模棱两可，造成了人们在实践中对生态文化的理解也就显得有些混乱。在*府有关生态省（市或县）建设、乡村振兴等文件或领导讲话中，谈及生态文化时总是强调“旅游文化”“花木文化”“美丽道路”等等。同样，在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等有关规划中，大多都会把当地的一些传统物质文化，如廊桥文化、陶瓷文化、木雕文化等看作为生态文化。显然，这些理解有点顾名思义，有的是错误的。究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在日常语境下“生态”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如生态城市、生态建筑、生态工业品等等。也就是说，只要是节约能源、无公害、可再生的，甚至是凡美好的事物都可以冠以“生态”来修饰。然而，在生态文化中，“生态”是一个特定的、生态学语境下的狭义概念。它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通俗地讲，生态文化必须是与生物生存与发展有直接关联的文化。如果用学术语言表达，生态文化是人类认识、保护、利用和改造生态系统所形成的文化。按照这种理解，廊桥文化、陶瓷文化等并非与生物直接相关，不能叫生态文化，而只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花木文化”“森林文化”“旅游文化”等可以纳入生态文化的范畴。但生态是有层级的，第一层是生物个体，第二层是生态环境，第三层是生态系统。因此，生态文化中更重要的应该是与生态系统有关的文化。生态系统可分为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目前，生态文化主要局限于人工生态系统，而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了解却极为有限。（二）生态文化并不包括生态制度生态文化是由生态（Ecology）与文化（Culture）两个词组成的一个复合词。文化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概念，是指人类知识、信仰和行为的总和，具体包括语言、思想、信仰、禁忌、法律、制度、风俗习惯、工具、技术、艺术品、礼仪、仪式等等。按照文化的广义界定，文化通常是包括法律、制度的。但是，在我国有关*策法规的语境下，生态文化并不包含生态制度，两者是相对独立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文章中都已给出非常清晰的表述，即生态文明体系主要包括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制度和生态安全等五大体系。首先，生态文化是一种非正式制度，而生态制度是一种正式制度。两者内涵和形式不同，结构和功能也不同。把两者相对独立，不仅有利于两大体系的构建，而且更有利于发挥各自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当前，理论界的最大问题，就是把两者混为一谈。剥离了生态制度，生态文化体系的讨论就容易且清晰多了。其次，生态文化体系大体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生态价值观念（层次最高），二是生态科技知识（承上启下），三是生态风俗习惯（群体文化），四是生态审美情趣（个体文化）。目前，我国的生态价值观念已基本形成，最重要的主要包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世界观或者总原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价值观或发展理念），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治观或*绩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就是以上述这些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此外，生态科技知识是人们对生态奥秘、本质规律认识的成果。生态科技知识既是生态价值观念的理论依据，同时*府层面生态制度的制定、社会层面风俗习惯的形成以及个体层面审美情趣的产生，都与生态科技知识密不可分。由此说明，生态科技知识在培育生态文化、构建生态文化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三）从文明转型视角来认识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重要性社会文明发展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阶段。纵观历史，文明的演变主要有三股力量：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和文化更新。技术进步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文明演变的基础动力；制度变革和文化更新则是人类对自身的改造，决定了文明演变的方向，也影响着文明演化的进程和速度。同时，技术进步也会影响和转化为制度与文化，这就是技术进步所产生的科学文化知识。制度与文化的另一个区别：制度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一种外在力量，而文化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内在动力。制度主要通过两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是强制性约束机制，如我国实施的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二是引导性激励制度，譬如生态补偿制度。不过，这些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是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源和代价的。所谓文化就是以文化之，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消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能产生内化于心的自觉行为，进而提供源源不绝的驱动力量。如果说文明转型需要一个桥梁，那么这个桥梁就是由制度和文化构成的。桥梁的硬件是制度，桥梁的软件是文化。文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桥梁的两头，前头是以价值观念来引领文明的走向，后头是稳固和发展新的文明。从游猎文化、农耕文化，到商业文化和生态文化，基本遵循这个规律。在文明转型的不同阶段，制度与文化的作用力也有所不同。在转型初期，首先需要对原有文明的反思，实现价值观念的革命。然后，通过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引导文明的走向。最后，通过文化的繁荣形成自觉的行动，进入一个新的文明。简单来说，文明转型就是一个先抑后扬再稳固发展的过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十六大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二是明确“要建设生态文明”（十七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三是强调制度建设（十八大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四是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十九大系统阐述了生态价值观，随后提出了要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五大体系，并把生态文化体系建设放在首位）。由此说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全面推进、稳固提升阶段。找准生态文化体系中的短板与关键
（一）传统文化缺乏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了解许多学者认为，生态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其实，生态文化一直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天人合一”就是我国生态文化的根子。我国的生态文化可追溯到先秦诸子百家。儒释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色，也是生态文化的源泉。儒家强调“自然的人化”，道家侧重“人的自然化”，而佛教的“自然观、生命观、理想观”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和独特的生态观。魏晋以来，受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儒家的“中和位育”等自然观和哲学思想的影响，自然生态逐步成为了人们审美关照的对象。佛教传入中国后，山林成了佛教最重要的静修之处，也与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改造、利用和开发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生态文化的建设，为自然生态增加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提高了自然生态的文化含量，形成了姿态各异的生态文化类型。然而，严格地讲，传统的生态文化是有明显局限的。由于缺少科学技术的支撑，其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理解只能靠观察，改造自然的手段是靠模仿（“道法自然”）。因此，古代对自然改造的成就基本集中在人工生态系统领域，所形成的生态文化主要体现在山水文化、园林文化和农耕文化上。即使在传统绘画、音乐、文学、哲学、宗教学、诗歌等领域蕴含着大量古人所崇尚的自然美思想，但也被认为是低于原始自然美的人工描绘美中的自然美。为此，在不断挖掘、传承和弘扬传统生态文化的同时，还需要深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理解，探索和创新与自然生态系统有关的相关文化。这是一个尚待深入发掘的未知世界。（二）当前生态文化建设忽略了生态知识的传播十多年前，我国曾一度兴起过生态文化的讨论热潮，这得归功于当时的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年初，他提出了“全面推进现代林业建设、构建三大体系的总体思路”。三大体系就是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完善的林业生态体系和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所以，当时参与生态文化讨论的大多是林业系统干部和林业研究专家。年4月，国家林业局会同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出台了《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管理办法》，并从年开始每年评选出10个“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年10月全国性社会团体“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在北京成立，业务主管部门也是国家林业局。协会下设理论研究、宣传教育、湿地生态文化、森林生态文化、沙漠生态文化等分会，定期开展“中国生态文化高峰论坛”，以及“全国生态文化村”（两年一次）、“中国生态文化示范基地”（每年一次）遴选命名活动。显然，国家林业局在宣传生态文明理念，普及生态文化知识，促进生态文化合作与交流等方面具有引领作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在古树名木保护、传统园林景观研究以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从现在回头看，其效果也有明显的局限。一是在生态文化有关研究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甚至对生态文化的概念都没有作出相对清晰的界定；二是相关研究工作也没有突破传统生态文化的基本框架，尤其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和宣传上用力不足；三是有关评选活动基本流于形式，对推动生态文化的繁荣作用有限；四是在实践中打着建设生态文化和保护生态的旗号，却在破坏生态的事件也不是个例。究其原因，一方面国家林业局在职能上相对单一；另一个方面参与研究人员和实践工作者普遍缺乏系统的生态科技知识。三、建立健全我国生态文化体系的*策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建立健全生态文化体系，其短板和关键在于生态科技知识的研究与传播。生态环境部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组织引领生态科技知识研究与传播方面具有其他部委难以替代的优势和实力，因此在生态文化体系建设中应该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当前，可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设立“中国生态文化日”。随着生态意识的增强，我国各地纷纷设立了“生态日”。最早设立“生态日”的是浙江省安吉县，年安吉县把每年的3月25日定为“生态日”。年9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每年6月30日为“浙江生态日”。近几年，西安、贵阳、石家庄、湖州、丽水等地都确定了各自的“生态日”。国家开放大学循环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副会长马宁还发起了一个“5·23世界生态日”。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为此，建议生态环境部牵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议，把每年的8月15日定为“中国生态文化日”。因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发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讲话的日期。之所以建议设立“中国生态文化日”而不是“中国生态日”，主要基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更加突出生态文化的重要性，二是不影响各地“生态日”的设立。前者应聚焦于全国性生态文化的培育与普及，而后者可根据各地实际，侧重于生态行为的宣传教育。二是加强生态科技文化研发。生态科技知识的缺乏，是当前生态文化培育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短板。生态环境部可在高校和研究机构设立多学科交叉的“生态科技与文化研究基地”（这有别于国家林业局和教育部的“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加强生态文化理论、生态科技知识、非物质生态文化遗产等领域的专题研究；鼓励有关专家撰写生态文化知识的科普性著作，如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生态环境保护、荒漠化防治等知识；也可资助有关基地利用新媒体技术拍摄一些生态文化慕课（MOOC）和微电影。譬如，浙江省就曾拍摄过保护野生动物微电影《宝贝回家了》，集中呈现拯救、保护“东方宝石”朱鹮的系列成果，深入广泛地向全社会宣传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知识，取得了良好的公益传播效果。此外，生态环境部还可委托有关机构定期举办国际和全国性生态科技知识或生态文化学术研讨会，及时总结和交流最新研究成果，并形成生态文化共建共享新机制。三是多形式普及生态文化知识。生态环境部应全方位、多形式推进生态文化宣传教育，大力普及生态科技知识。譬如，在“学习强国”平台上增设一个“生态文化”或“生态知识”的强国号，加强*员干部对生态科技知识的了解；在“全国生态文化日”开展大学生生态文化知识竞赛；在小学“科学”课本中增加生态科技知识的内容；甚至可在中央电视台专门设立“生态文化”的栏目。生态环境部也可联合其他部门开展一些宣传教育活动。如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于、连续两年会同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联合主办了以“依法保护鸟类，守护绿色家园”“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山，像对待生命一样保护野生动植物”为主题的活动，呼吁更多人爱护鸟类和野生动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引导广大群众增强保护意识，杜绝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的行为发生。撰稿人：宋旭环境发展中心
撰稿人：胡剑锋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省生态文明
撰稿人：胡剑锋研究院院长、浙江省*府咨询
撰稿人：胡剑锋委委员
撰稿人：（《中国环境管理》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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