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白癜风武汉哪家医院好 http://baidianfeng.39.net/bdfby/yqyy/开国第一战：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陈兼：六十年后再思考—— 的起源与历史影响
作为“冷战”时期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并没有使朝鲜半岛的*治版图同战前相比发生大的变化，却对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参战各方发生了重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冷战的走向。
冷战是意识形态的交锋，也是制度优劣的竞争
的起源首先是朝鲜半岛上共产*革命力量同右派保守力量之间尖锐冲撞的结果，也同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大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
人们一般认为，冷战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之间的全球性*治、*事及战略对抗。但实际上，自冷战拉开帏幕后，便带有意识形态和制度交锋的强烈色彩。它所涉及的，并不是对立双方在一般意义上围绕着国际权利分配而展开的争夺，而是双方关于各自制度孰优孰劣的竞争。双方向对方所提出的挑战，以及因对方挑战而产生的受威胁感和不安全感，所涉及的是各自制度是否有着存在的合法性这样的根本性问题。
在这方面，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极为巨大。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二战结束后仅仅四年后便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在全世界共产*人和共产*同情者中催生了一种“历史在我们一边”的深刻信念。而二战又是以年世界经济危机为背景而爆发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这是西方国家人民对于资本主义是否是走向现代性的唯一或主流性途径发生怀疑的时期。当时，美国人居然能够让像麦卡锡主义这样的*治歇斯底里渗入到自己的*治生活和媒体中来，其深层次原因便是对于美国是否还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恐惧和动摇。
在上述背景下，一方面，朝鲜想要以中国革命为榜样，通过革命战争统一整个半岛。从年下半年起，金日成便一再向斯大林提出这个问题，寻求莫斯科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出现了“失去中国论”，根据这种论调，美国之所以让中国失落到共产*人手里，是因为杜鲁门*府没有向蒋介石*府提供足够的支持。自年初起，美国战略已经朝着“在世界任何地区遏制共产*势力扩张”的方向演变，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重整*备。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 之所以发生并演变为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是同参战双方的一些关键性“误判”分不开的。在金日成提出通过革命战争统一全国的想法之初，斯大林的反应是谨慎的，并没有表示支持。但在年初美国决策者公开将朝鲜和台湾排除在美国西太平洋防御圈之外后，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支持金日成的计划。当时，莫斯科、平壤和北京对美国在朝鲜进行干预的可能性都估计不足。例如，毛泽东在年5月会见金日成时便表示，“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朝鲜）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在朝鲜内战爆发后迅速对朝鲜及台湾进行干预，显然超出了莫斯科、平壤和北京的预料。
后来，在“联合国*”不断向中朝边境逼近时，尽管中方一再提出警告，而美国也获得了中国*队早已在鸭绿江边集结的大量情报，但美国决策者首先是不相信中国会出兵，并认为就算中国出兵的话，只要苏联不正式卷入，对美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从根子上来看，美国人认定了中国是一个弱国，因而根本没有资格同美国较量。
毛泽东出兵，实际是为了国内的群众动员和社会改造
但是，中国出兵了。为什么？
中外学者一般均强调，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是在美*逼近鸭绿江、直接威胁到中国边境安全等“核心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况下，才被迫作出了入朝参战的决定的。这样的解释并非不对，但它很不全面。从过去二十年间解密的中俄档案资料来看， 发生后，中国共产*领导层在不到两周内便与苏联方面磋商后作出了建立东北边防*的决定，随后26万精兵强将在短短三个星期内集结到了中朝边界。8月5日和8月18日，毛泽东两次规定了边防*完成入朝参战准备的期限。当时， 打到了洛东江边，南朝鲜95％的土地已经被朝鲜人民*所占领，中国的边境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在一系列的*治局会议和国防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讲到为什么要做入朝参战的准备时，都强调了两点：其一， 可能复杂化；其二， 涉及到东方革命的问题，以及在中国革命的情况下，不能让国内资产阶级猖獗。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在入朝参战的问题上态度最坚决，也最一以贯之。尽管形势不断变化，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基本判断和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
这里的大背景是，毛泽东和中共所创立的“新中国”是一个“革命国家”。它不仅不受到现存国际秩序及其规范的束缚，而且还决心向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提出全面挑战，以颠覆现存国际秩序作为自身国家*策的根本目标。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关于中国革命及其创建的“新中国”的合法性声明。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毛泽东之所以作出入朝参战的决定，除了保卫中国东北边境安全的考虑外，他的主要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必须参战并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更是由于美国对新中国的轻视。在这一参战决策逻辑的背后，则有着毛泽东对于中国人独特的“受害者心理”（这种心理产生于对于民族辉煌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民族在近代的屈辱经历之间的强烈反差）的解读。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希望，用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战胜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事实来证明，中国人民是真正“从此站起来了”，并使之转变为毛泽东“革命后的革命”在国内进一步推进的“内在动力”。所有这一切，恰恰是杜鲁门总统和 将*这一代的美国决策者完全不理解的。
6万中国士兵在朝鲜战场伤亡的巨大代价
中国入朝参战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6万中国士兵在朝鲜战场上伤亡，其中16万人死亡，包括毛泽东唯一幸存且健康的儿子。年11月25日发生在 司令部毛岸英牺牲的那一幕恐怕改变了中国历史——如果与华国锋同龄的毛岸英还活着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走向是否可能会不一样？每一个从朝鲜战场上历经艰险，活着回来的人都是不容易的。
台湾局势的发展由于 以及中国入朝参战而极度复杂化，并形成了海峡两岸之间分治对抗的局面将长期延续下去的环境和条件。中苏同盟关系得到加强的同时，新中国对于苏联在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依赖（至少从短时段来看）大大加强了。新中国作为一个“革命国家”，愈加被排除在国际事务之外（包括联合国之外）。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进一步升级，并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面对新中国在国际安全环境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在中国各种资源的配置中，将国防和*备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并使得以高度集中为主要标志的统制性计划经济模式成为唯一有可能实行的模式。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整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成为“短缺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和逻辑起始点。
抗美援朝带给中共的诸多收获
然而，从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角度看，这场战争极为值得。在国内，中国入朝参战同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结合在一起，促发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一系列*治与社会革命，包括镇反、土地改革、三反及五反、思想改造在内的各种运动席卷了中国的广大城乡。中国共产*的*策、组织和声望也伴随着这一切的推进而开始渗入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当 于年7月结束时，中国的*治与社会面貌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对于新生*权的大规模反革命抵抗活动已被粉碎；随着土地重新被分配，构成旧中国农村社会权利基础的地主乡绅阶级已被消灭；大批被认为丧失了革命意志的*的干部已受到了再教育；民族资产阶级已被置于社会主义国家更为严密的控制之下；知识分子则受到了革命后的首次思想改造。中共因而有效地加强了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的组织控制，并极大地深化了自身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内在的权威地位。 还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内一言九鼎的地位。
是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凭借一己之力，去对抗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为首、包括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的国际帝国主义国家联盟。中国与之至少打了个平手。这对于中国人民以及国际势力对中国地位和形象的看法，都是极为重要的。中国共产*因而也能够理直气壮地告诉中国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新中国已作为一个无论是其朋友或敌人都必须承认的真正强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
后，关于中国入朝参战的历史叙事，一直同国家在各个不同发展时期对社会的改造和*治动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激发爱国主义情怀以及普通人民对于国家*策“内在支持”的一个持久不衰的源泉。每一个曾经生活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应该都会清楚地记得诸如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电影《上甘岭》和《英雄儿女》，歌曲《我的祖国》等作品，以及它们对爱国主义成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治生活主旋律所起的巨大作用。
中美之间因此战而尽力避免再发生*事冲突
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中美关系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处于全面对抗状态。美国决策者将来自“共产*中国”的威胁视为是来自共产主义阵营整体威胁的有机组成部分，更认为这比来自苏联的威胁更严重。这为美国在 结束后继续对亚洲进行*事上的干涉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然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决策者其实已在不自觉之中将中国当作一个并非依附于苏联，而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独立意志和很大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国来看待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对抗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现象：华盛顿和北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分歧，利益追求存在着严重对抗，它们不认同对方的意识形态却在避免使双方卷入直接的*事冲突，它们通过行动和言词向对方发出“信息”，从对方的解读中找到某种实现妥协的共识。其结果，则使得双方在相互间认识和看法中产生一种对于对方“信守诺言”意愿和能力的“相互信心”。这种情况，在－年期间中美两国在面对越南战争因无限升级而可能失控时，围绕着避免在两国之间发生直接*事冲突这一“实际共识”而进行的“信息传递”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体现。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奇特的“相互信心”的存在，为中美关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现重大突破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伏笔。
中苏同盟留下了破裂的阴影
中国入朝参战改变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原来所持有的某些疑虑，增强了他对于中国同志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信念。在中国参战的三年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火和其他*事方面的援助。斯大林在以苏联的财*技术资源支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很大的积极性。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如果没有同苏联的结盟以及由此而来的苏方对中方的大规模援助，中国要完全依靠自己的物质和技术资源在 中持续作战，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中国的 经历也为中苏同盟的未来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阴影。斯大林在处理朝鲜危机时所表现出的极端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态度——尤其是他在关键时刻未能就苏联向中国提供空*支援作出坚实的保证——暴露了苏联作为一个“革命国家”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同时，苏联在战争期间向中国提供的各种*事援助是中国必须付款偿还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使新中国在开始经济现代化进程之初便陷于沉重的债负。到头来，虽然参与 的结果似乎在物质层面上加深了中国对于苏联的依赖；但从心理上来说，毛泽东却在面对苏联时具有了一种极为强烈的道义上的优越感。当斯大林于年月5日逝世后，这种优越感在失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一巨人的压制后，也变得越来越突出。发生在中国领导人身上的这种心态变化，将对中苏同盟关系的未来命运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台湾和朝鲜问题的肇始
关于台湾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倘若没有 ，台湾早就拿下来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年6月在台湾问题上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是 爆发，美国对台湾的干预。第二是在 爆发前三个星期，以吴石将*被逮捕和枪决为标志，中共在台湾的地下情报系统全*覆没。毛泽东在谈到解放台湾时曾提到两大条件，第一是要有海空*；第二是内应。中共当时还没有能够用于跨海作战的海空*，而内应又失去了。事实上，在 爆发前，中共领导层已一再推迟台湾战役的时间表。 确实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复杂化了。但即便没有 ，台湾问题的发展仍然是要由很多因素来决定的。
后，留下了最大后遗症的，是朝鲜半岛本身。年7月27日签订的停战协定，将朝鲜南北双方长久地分割开来。不仅在冷战时期，甚至在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一直是国际冲突的热点地区。今天在朝鲜半岛存在的紧张局势，若追根溯源，是同 分不开的。
使东亚成为美苏冲突的“缓冲阀”
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全球冷战的发展趋势。尽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以它们为首的两大*事同盟体系的对峙重点是在欧洲，全球冷战的逻辑重点因而也应当是在欧洲，但在 的过程中，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事部署的实际重心却一再东移。即便在 结束之后，这种趋势仍然持续了下来。在4－5年和8年的两次台海危机中，中美两国亦曾两度到达发生直接*事冲突的边缘。美国决策者（尤其是*事战略制订者）因而逐步认定，比之苏联，“来自共产*中国的挑战具有更为疯狂和危险的性质”。正是在这一认识主导下，华盛顿的战略注意力向着东亚地区集中，并终于导致了美国从年下半年、年上半年开始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这一冷战时期历时最长的“热战”。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兵戎相见，也许便不会有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这一“后来的故事”了。
然而， 期间及之后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和东亚地区“热战”局面的持续发展，却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将这一地区转变为美苏两大国之间事实上的“缓冲地带”——正是由于中国站到了对抗美国斗争的第一线，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将苏联和美国分割开来的作用，从而使得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直接*事冲突的机会大大减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美国最终退出越南战争之时，这种东亚地区的“热战”成为阻止两大超级大国之间冲突能量“缓冲阀”的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但也就在这个时候，美苏两大国已开始了建立“缓和”体制的努力，并在限制核*备等重要问题上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从而决定性地限制了它们之间以使用核武器进行“战略性摊牌”的危险，也进一步减少了全球性冷战转变为热战的可能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以曲折的形式创造了使得全球冷战得以保持为“冷战”的一个重要条件。
作者简介：陈兼，国际关系学家，历史学家。现任美国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中国与亚太研究项目主任。
来源:《文史参考》年12期陈兼：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
在很多阴谋论者看来，“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是终极真理。可是，这些人未必知道，在 结束到尼克松访华之间的近二十年间，中美虽然在正式场合不断互相指责，视对方为敌对势力，但是其中亦有潜流在涌动，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在冷战期间中美的对立竟然会走向缓和，成为“心照不宣的同盟”（基辛格的说法）。陈兼先生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讲座教授（并将于年出任美国纽约大学暨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事务杰出讲座教授），长期致力于中美关系、冷战国际史的研究，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不仅使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改变了全球冷战的走向。这使美国越过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逐渐与中国走向缓和。
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后，美国对于‘新中国’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华盛顿仍然对北京满怀敌意，但与此同时，这种敌意中又开始夹杂着一种不便明言的畏惧之心。”美国对中国认识的这种变化，是否影响了冷战期间中美关系的整个进程？
陈兼：确实如此。从表面上看，中美在朝鲜的直接*事对抗造成了两国全面敌对关系的深化；但与此同时， 及之后美国冷战全球战略出现了“东亚错位”的现象：尽管冷战的逻辑重心在欧洲，但美国*事部署的重点却在东亚。这不仅改变了冷战的走向，也反映出了美国对中国认识的一些深层次变化。从长远来看，这为中美关系二十年后的“解冻”埋下了伏笔。
那么，美国在 后对新中国的认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陈兼：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要讲清楚，也许先要从中美交往充满矛盾和悖论的历史谈起。中美之间的关系，从鸦片战争之后，就是一个不断互相给对方定位的过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与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都不一样，双方都是幅员广阔的大国，又都有着很高的道德期盼。美国立国时间虽然不长，但承继了“五月花号”精神及其文化底蕴的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有着极为深刻的使命感。自诩为“山巅之城”的美国人，却在同“中央王国”的最初接触中，产生了一种精神文化层面“棋逢对手”甚至“技不如人”的感觉（这一点，在美国同“旧世界”以及冷战期间同苏联的交往中，是没有的）。在近代，即便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情况下，美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感叹，却从来没有消失过。
美国人也一直认为，自己同中国有着一种“特殊关系”。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美国是在中国付出代价最小，而得到的利益却最大的西方大国。但美国又是西方国家中唯一在中国没有势力范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同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年签订的《蒲安臣条约》（由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清*府与美国*府订立的条约，又称《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是清*府同西方国家关系中的“异数”。这是十九世纪中国同西方国家签订的条约中唯一不包括不平等条款的一个。
美国人同中国人的交往中，又掺杂着或隐或现的种族主义偏见。这在“华工问题”上最突出地暴露出来。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后，大批华工在“淘金热”中进入号称“移民国家”的美国。最初受到了热情欢迎和接纳，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排华情绪。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在十年内禁止华工入境。清*府自年代中期起不断就美国排华行为进行交涉。然而，弱国无外交。美国*府或者以不能干预地方事务予以推诿，或者不予置理。年，法案延长十年。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将《排华法案》无限期延长的议案后，激起中国人的极大愤慨，并于年爆发了全国性抵制美货运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抵制外货为内容的民众运动。
美国对华*策的复杂性，还从它的“门户开放”*策中表现出来。年9月6日，在列强试图“瓜分中国”的大背景下，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发表照会，提出了对华贸易门户开放，以保证各国机会均等、自由贸易。年7月日，当八国联*在镇压义和团过程中进入北京时，海约翰提出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呼吁各国“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完整，保护由条约与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然而，美国这一针对中国问题的*策，却并不以中国*府为实施对象——照会发给了所有“与中国事务有关”的大国，唯独未发给中国。显然，美国没有把中国当成国际*治中对等的对手。由上述所折射出来的，是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中国仍然是一个文明古国，也许也仍然是一个大国，但却是一个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地位和影响的弱国；中国人，则是虽有伟大历史传统却无法走进“现代文明”的落伍民族。
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关系的建立。年代后，随着日本在中国及亚太地区侵略行动的不断升级，美国却囿于经济大危机及“中立法”的牵制，又面临着希特勒德国在欧洲的重大挑战，而难以采取遏制日本扩张的有力行动。中国抗战的坚持，为美国向着参战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时间与空间。珍珠港事件后，在中美两国成为战时盟友的背景下，美国于年废除了所有排华法案。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来，罗斯福总统还积极支持中国成为同盟国“四大国”之一。这是华盛顿对于中国战略价值的判断在*策层面的反映。
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后，危机和战争结合在一起，造成了革命的温床。这对于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和对华*策的制定，是一种严重挑战。美国不是一个对“革命”富有同情心的国家；美国的*治文化，也从来便具有非议“革命”的基本倾向。对于中国共产*所领导的革命，美国决策者基本上持怀疑和敌对的态度。即便在二战期间美国在*事上一度有求于中共时，这种立场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很多美国人（尤其是多少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喜欢蒋介石；美国*府也从未对蒋介石和国民*府达到“全力相助”的地步。但0年代后期，随着全球冷战的发生和发展，华盛顿最终选择了站在蒋介石和国民*府一边的基本立场。
毫不奇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既是一种美国不希望看到却无法阻止的发展，又必然会出现如何看待对方并给对方“定位”的基本问题。
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美国决策者曾有过“等待尘埃落定”的想法。关于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美国和国际学术界也先后出现过您在文章中讨论过的“失去中国”论和“失去机会”论这两种似乎完全不同的解释。
陈兼：所谓“等待尘埃落定”的含义是，美国决策者要看中苏关系如何发展，能否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美国人还觉得，中国的事情，国民*办不好，难道共产*就办得好吗？这里的潜台词，其实还是一种对中国的轻视。
当时，美国*界和舆论界弥漫着“失去中国”论，把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完全归结为杜鲁门*府未能站在国民**权一边对中国局势进行干预。这种看法对杜鲁门*府的压力极大，并成为它在 爆发后立即做出*事干预决定，并进而全面推行对华*事对抗、*治遏制和经济封锁的*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当二十年后中美关系出现“解冻”时，美国学者又提出了不同于“失去中国”论的“失去的机会”论：如果杜鲁门*府在中国内战中不是推行支持蒋介石的*策，而是与中共接触与合作，那么，美国与中共之间本应存在着实现合作，至少是避免对抗的机会。问题在于，这个看法把冷战大局完全忽视了，当时是非此即彼的，不是在苏联一边就是在美国一边，不可能骑墙。同时，中国共产*革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对中共来说，难道美国对它好就会投桃报李，改变中国革命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在内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并由此改变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失去中国”论和“失去机会”论似乎是对立的，但在方法论上却都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或好或坏，都一定是美国推行何种*策的结果，因而其实都是一种“美国中心”心态的表现。
爆发后，中美对抗的问题突出了。按您的看法，也对中美关系和冷战全局的进一步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陈兼： 的爆发，首先是朝鲜半岛上共产*革命力量同右派保守力量之间尖锐冲撞的结果，也同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以及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大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同时，双方都有严重的误判。从中国来说，由于中国内战时期美国就未干预，毛泽东倾向于判断美国也不会干预朝鲜内战，最多派日本雇佣*。参战后，毛泽东还想把美*“赶下海”。这里有远远超越“保卫边界安全”的国际国内的多方面原因，其中包括毛的一个看法，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必须把它打痛，才会听你说话。我曾经在关于中国何以参加 的一系列论著中强调，毛泽东决心派兵入朝参战，不仅是由于美国对于“新中国”的敌视，更是由于美国人对于中国人的轻视。毛泽东希望用事实来说明，中国人真的是“从此站起来了”，由此而产生的国内深层次和长时期持续动员（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超常动员”）的效应，是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从美国来说，仁川登陆后也判断中国不会出兵。尽管中方一再提出警告，而美国也获得了中国*队早已在鸭绿江边集结的大量情报，但美国决策者仍不相信中国会出兵，并认为就算中国出兵的话，只要苏联不卷入，对美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将*有一种极为狂妄的看法：中国就是干预了又如何，杀你个片甲不留。从根子上来看，美国人认定了中国是一个弱国，因而根本没有资格同美国较量。
结果这场战争打下来，双方对对方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发现，可以挑战美国，但要尽量避免卷入同美国的另一场直接*事冲突。在美国这一方，仍然敌视中国，但这种敌视的前提，是美国已经把中国当作一个“有资格”向美国提出挑战的国家了，也不愿意再同中国发生战争。
中美双方以这种形式互相对对方的重视，可以说是一种奇怪的“默契”。
陈兼：是的。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年代冷战历史发展的最大奇迹之一，是中美两国在 之后，尤其是当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卷入不断升级时，居然没有再次卷入直接的*事冲突中去。事实上，美国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府对华*策的制订，充满着自相矛盾的现象。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一方面，美国决策者在总体上将中国领导人视为充满“侵略性”、“缺乏理性”并“狂热不羁”的国际行为者；但另一方面，在处理越南危机的实际过程中，美国决策者又将*策制订的前提确定为，中国领导人在制订对越南的*策时，能够表现出行为上的延续性、前后一致性和行事时的“有限理性”。中美对抗从总体上来看持续和升级的同时，两国关系还有着双边冲突的“上限”得到控制的另一面,出现了一种极有意思的现象：华盛顿和北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巨大分歧、利益追求存在严重对抗的情况下，在不认同对方的意识形态——也不认同对方很大一部分利益的合法性——的前提下，在避免使双方卷入直接的*事冲突这一底线上，通过由己方行动和言词对对方所发出的“信息”以及对对方相应信息的解读，找到了实现妥协的某种实际共识。其结果，则使得双方在相互间认识和看法中产生了一种不同于“相互信任”（mutualtrust）的对对方“信守诺言”意愿和能力的“相互信心”（mutualconfidence）。这为中美关系在尼克松出任总统后出现重大突破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伏笔。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您能否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陈兼：例子不少。在4-5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台于4年12月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5年1月，大陆解放一江山岛，中共中央*委向华东*区发出指示：“不要向美机美舰主动出击。”而美国方面在与台湾签订条约时也留了一手，为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事冲突，没有承担协助国民*部队防御沿海岛屿的义务。当解放*采取对一江山岛等的*事行动时，美*除协助国民**队从大陈岛撤退外，并未进行其他干预。8年炮轰金门，美国宣布要给台湾补给舰船护航。毛泽东反复问当时的前线指挥员叶飞，开炮是否会打到美*，叶飞说会打到。毛说能不能只打蒋*，不打美*，叶飞说做不到。毛考虑了以后决定还是打，结果一开炮，美*就撤到射程以外去了。在两次台海危机中，美国都考虑过使用战术原子弹，但最后都没有用。
年后抗美援越，中国派出工兵、道路和高炮部队，但没有派战斗部队进入越南。美国也有默契，地面部队从来没有进入北越，空*轰炸基本上没有超过北纬二十度线。这也是为了避免双方的直接*事冲突。
再补充一句。这种“默契”的情况，在中美关系中存在了下来。年中国针对台海的导弹演习，美国派出两组航空母舰编队进入台湾海峡，但实际上只到了台湾外海，同时用明码联络，等于对中国“通风报信”，这也是“默契”的一个标志。
中美在 之后是全面敌对，双方几乎完全没有人员互访，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传达信息，以向对方表示这种默契的呢？
陈兼：中美之间比较正式的交流通道是5年起先在日内瓦、后来移往华沙的大使级谈判。这个会谈虽然是定期的，但几乎全是互相指责，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沟通。“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后来要恢复时遇到中国驻荷兰的一个外交官叛逃，中方指责这是由美帝国主义所策划，会谈又无限期推迟。这个谈判真正做了的是三件事，第一是开始阶段，互相遣返滞留人员（比如钱学森回到中国）。第二次是年，台湾要反攻大陆，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受命与美国大使会谈，达成了“双方一道”阻止台湾反攻大陆的共识。第三次是中苏边境冲突之后，年12月在华沙人民文化宫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上，美国大使企图抓住中国的临时代办（其实找到的是一个翻译），表示尼克松总统要与中国会谈，为中美实质接触开了门。
奇怪的是，中美在越南战争期间，完全没有使用这条信息通道。年初，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卷入不断升级。周恩来年4月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美时带几句话给美国：“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凡是中国答应了的国际义务，就一定要履行；中国已经做了准备。”但是，美国人觉得阿尤布·汗对中国太友好，把原定的访问取消了。中方又通过其他渠道给美国带话。但真正起到作用的是长期以来便在北京坐冷板凳、完全被忽视的英国代办的传话。年5月1日，英国新任驻中国临时代办霍普森，突然受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接见。陈毅向他总结了中国*府对越南情势发展态度的四句话，要求英国方面转达给美国：“中国不会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说话是算数的；中国已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轰炸中国，那就意味着战争，战争就没有界限了。”当中国领导人确切地知道，华盛顿肯定已经收到了中方的警示性信息之后，霍普森却又开始坐冷板凳了。但这一系列“信息传递”的结果是，中美两国没有在越南卷入另一场 式的冲突。
即使中美之间有这样一种奇怪的默契，但是并未改变双方敌对的态度，美国怎么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调整对话策略呢？
陈兼：这还是有一个过程的。中美互相把对方视为邪恶国家，这是一个大问题。但在美国眼中，邪恶国家有两种，一种是没有资格向美国挑战的，而中国是有资格挑战的。 后，美国决策者普遍认为，比之苏联，“共产*中国”对于美国的威胁“具有更为疯狂的性质”因而也“更为危险”。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4年，在越南共产*人在抗法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的背景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引用“多米诺理论”，他们强调，如果华盛顿允许根据中国革命模式而崛起的“共产*叛乱”在印度支那得逞的话，那么，整个东南亚和整个亚洲（包括日本在内）便有可能像多米诺骨牌效应那样在“共产*侵略”面前倒下去，从而完全摧毁美国和“自由世界”在亚洲的利益和地位，并进而危及美国在冷战中的整体战略地位。其结果，是美国冷战战略出现了严重的逻辑错位：本来冷战的重心应该是在欧洲，但在实际运作中兵力部署却不断移向亚洲。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随着中苏交恶，从年开始，已经有美国学者提出要重新评估中美关系。到肯尼迪总统时，已经有重新评估对华关系的意向。当时中国出现经济困难，美方提出愿意提供粮食和其他援助，但中方没有回应。到年，费正清教授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讨论重新认识并调整对华关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也提出要重新评估对华关系。年中美大使级会谈时，美方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可是当时“文革”爆发，并未有新的进展。
年，尼克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越南战争后的亚洲》一文，其中提到重新评估对华关系。尼克松当时处于“*治准备期”，大家都知道，他年很可能会出马竞选总统。这样一来，美国*策要变化就非常明显了。
大家都认为，尼克松*府时期对华的缓和，推动者是基辛格。但美国解密档案显示，是尼克松首先提出了要探讨对华策略调整问题，基辛格最初的反应是不以为然，仔细想想才觉得有道理。《中美联合公报》上有一段话，大家都认为是基辛格的发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其实最初表达这个意思的是美国参议院多数*领袖曼斯菲尔德，他在年月29日的一次公开演说中就说过大致相同的话。曼斯菲尔德早就想访问中国，从年开始，他一再通过西哈努克亲王表达访问中国的意愿。基辛格访华时，周恩来问这件事怎么办？基辛格说，等我们总统来访问之后再让他来。结果曼斯菲尔德直到年5月才访华。
总之，美国卷入越战之后，朝野及学术界都有调整对华*策的声音。即使不是尼克松当选总统，美国对华*策依然会出现调整。
很多人都觉得，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当时中苏的交恶有很大的关系。您如何看待？
陈兼：中苏关系恶化与中美关系缓和之间肯定有联系，关键是怎么看待。关于中美缓和的动因、进程及影响，人们一般是从安全考虑和均势改变的角度来看待的（简而言之，是中苏冲突为中美缓和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但实际上，中美缓和对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发展进程，对于冷战及整个世界历史的演变，都产生了极为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同美国缓和涉及的，是基本的内外国策的改变。在其背景中，有着文化大革命开始走下坡路、革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对外*策的“主导性话语”将“反对社会帝国主义”放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前面等因素。中国提出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的说法，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那么，在战略构想中，如果苏联是最危险的敌人，第二号危险的美国就是可以打交道的。
尼克松在年1月20日就任总统，当时中国的《人民日报》把尼克松就职演说的全文发表了，而且全国所有报纸统统转载。同时还发了一篇题为《走投无路的自供状》的社论。尼克松的演讲中表示：“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府当*时，我们的对话线路是敞开的……一个国家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亲自批示，社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这其实是中美关系可能走向缓和的一个大信号。
年是美国冷战期间的考验期，因为深陷越南战争，国内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再加上民权运动。美苏争霸的过程是交替领先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先发射了人造卫星以及载人飞船，到六十年代末，美国又率先登月。核弹头的拥有量，苏联超过美国，但质量上，又是美国占上风。美国一方面要压制苏联，但另一方面，怎样体面地从越南脱身，是一个大问题。中苏关系恶化，只是构成中美缓和大背景的一个原因。
所以，中美关系“解冻”的结果和影响，就像您在《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和其他一些论著中提出的，远远不止于改善了中国面对“苏联威胁”时的态势地位。
陈兼：我认为，中美关系“解冻”是整个冷战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也对中国本身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美缓和大幅度地改变了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它使得美国解决了战略上“东亚错位”的问题，却使得苏联由于同时应对西方和中国而陷入“力量扩展过度”的局面。到头来，美国在“越战失败”后生存了下来，苏联却未能躲过深陷“阿富汗泥淖”的险恶后果。
中美“解冻”还对冷战中的世界起到了“重新塑造”的作用，尤其是，它模糊了冷战本质上是共产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这两种通向现代性的不同道路之间竞争的基本特征，削弱了关于国家计划和统制型经济是走向现代化的更为有效途径的信念。
中美缓和也使得中国进一步脱离了苏联发展模式的羁绊，并为中国发展战略和*策开创了新的空间。-年间，中国提出并开始实行“四三计划”——从西方国家进口总值达四十三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技术——这是中国进入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的重要一步，也是“改革开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起步的重要前奏。与此相关，中国的“国际身份”从现存国际体系体制的“局外人”和挑战者开始向着“局内人”转变。从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冷战在诸多关键意义上并非结束于九十年代初，而是在七十年代初中美缓和发生、后来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策时便已经结束了。
您曾经指出，冷战最后二十年里，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中美解冻后出现的“心照不宣的同盟”的重要性远超过美日同盟，那么，在中美缓和过程中，对日本以及中国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兼：中美缓和对日本冲击很大，因为美国事先根本不跟日本打招呼。在美国眼里，日本只是一个属于“第二梯队”的国家。中美之间“心照不宣的同盟”，比美日之间的*事同盟要重要得多。当时，基辛格经常访华，很少访日，就是例子。就中日两国同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深层关系而言，从美国在《大西洋宪章》等一系列“基础文本”中所倡导的“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原则的角度来看，中国比之日本更是这一秩序的“局内人”，而不是“局外人”。从构成现存国际关系底蕴的规范和规则的层面来看，美国对中国固然有不放心之处，但对日本难道就真的放心吗？
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有时还会做“出格”的事。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年11月基辛格访华，与毛泽东谈得非常好。临走前他与周恩来谈，说美国有新技术，能够及时发现苏联的导弹发射并预测其目标，建议与北京建立热线联系，如果出现苏联向中国发射导弹的情况，可以在几分钟内将信息传递到中国，还可以帮助在北京和中国战略基地间建立联络，防备苏联导弹。基辛格后来对此讳莫如深。但因为当时任基辛格助手的洛德的部分文件解密，这段“秘辛”才披露出来。这是美国与其他盟国（尤其是和日本）也不会做的事情。
关于台湾问题，除了从 到越南战争的一段时间外，台湾其实从来就没有在美国战略考虑和战略部署中占据过关键性的，更不必说中心的地位了。在中美关系及美台关系历史上，充满着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违反乃至背弃“台湾利益”的案例。例如， 期间，美国拒绝了蒋介石“出兵助战”的建议。4-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迫使台湾当局从大陈岛撤退；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在为国民*舰船护航时，一遇解放*炮击就退出战区；年，美国明确反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计划和行动；1-年，为追求中美关系“解冻”，美国主动拉开了与台湾的距离；9年，美国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同时，同“老牌盟友”台湾当局断绝正式外交关系，等等。美国*策的核心是不在台湾海峡发生会导致美国卷入的*事冲突。
在对中国的看法上，美国民主、共和两*以及*府、参众两院之间，对中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吗？
陈兼：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要做美国国会的工作，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成效。最近美国参议院通过一个决议，指责中国试图在钓鱼岛动武。但这更多是一种表态，没有行*效力。众院则通过支持对台*售议案。这里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中国无法像当年亲台的右翼院外援华集团那样深入美国*治内部，因为那需要一套意识形态的认同。而现在中国与美国在意识形态表述上仍有很大差异。即使来自跟中国有贸易商业联系地区的议员，往往也会选择对中国“放空炮”，因为这本来就是没有*策约束力的。
如果“任何*治都是地方*治”这句话是对的，那么这就从国会（尤其是众院）在外交*策（包括对华*策）上清楚地表现出来。在美国对华*策上，无论是在中美对抗时期，或是中美“心照不宣的同盟”时期，或是冷战后中美“利益相关者”时期，实际上在对华*策的基本点上都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两*共识”现象。国会并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制约”*策，而是为*策更好地为“美国利益”服务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一点，在9年中美建交后，国会又通过“对台关系法”来实现“*策平衡”的事例中最为突出地表现出来。
套一句俗话，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历史，对今天的中美关系有什么“启示”？
陈兼：我在这里就想强调一点。今天的中美关系，不管面临着多大的挑战，都同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美苏当时在制度上互相对对方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有各自的*事集团，经济上也是两个不同体系（结果，苏联及其集团垮台后，美国和世界经济连个喷嚏都不打）。但今天的中美关系完全不是这样的，是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这句话又概括不了中美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中美之间在*策层面存在的几乎所有问题，是美国在同自己的盟国——包括英国、德国、日本这样的盟国——的关系中也会遇到的。双方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从根本上来说，都来自于本身。
双方的任何一方，若出于应对根源在于本身的复杂问题之需而将两国关系引向危机，都只能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从中国来说，面对中美关系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真正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进一步“广开言路”。中美两国都是不能被别人打倒，只能被自己打倒的国家。在两国关系上，归根结底，什么事情上如果中国做得好的话，美国人就把你当一回事；如果中国做得不好的话，美国人就不把你当一回事。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开国第一战——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时间:年10月14日周三18:0-21:00地点:南京秦淮区悠仙美地（新世纪店）7号包间费用:0元类型:讲座主办方:金陵读书活动详情：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打响。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是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之战。这场战争，一洗百余年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屈辱和痛苦，中国人民从此挺直身体堂堂正正做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由烈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烈士们的牺牲，应被我们永远铭记！推荐目录：王树增：《 》，人民文学出版社；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白虎团》《英雄坦克手》。主讲：丁进金陵客新浪微博：金陵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