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而無派”:基層反右運動中的“定性”和“派性”——以安徽省B縣反右運動檔案和口述資料為例
老雷摘要：近年，基層反右運動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存在諸多問題。核心問題有：一是基層反右運動中“右派分子”的“定性”問題；二是基層反右運動中“右派分子”的“派性”問題。本文以B縣基層反右運動檔案和仍健在的“右派分子”口述資料為基礎，對基層反右運動中的兩個核心問題進行分析和討論。發現：一，關於基層反右運動中對“右派分子”的“定性”。不僅混亂，而且極為隨意；二，關於基層反右運動中“右派分子”的“派性”。“右派分子”是“右而無派”。當時的中國，很难说存在一個“右派”階級。
關鍵詞：基層反右運動右而無派定性派性
一、問題的提出及相關資料
學術界對於發生在上世紀50年代的反右運動研究，過去主要著墨於高層的決策過程[1]及精英“右派分子”的經歷和苦難。[2]近年，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到基層反右運動，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曹樹基以桐柏縣基層反右運動的甄別結論檔案為材料，運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來研究“右派分子”之間的差異以及定性問題，頗具新意。[3]同時，曹還以“陽謀”的概念，分析了基層*區的整風與反右，斷定基層反右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陽謀”。[4]韓剛則關注了一個普通“右派分子”的命運，認為此人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原因，並不是其在鳴放中的言論，而是鬥爭中的檢查與交待。[5]李若建用社會學來解讀了基層反右運動，認為基層反右運動中的“庶民右派”是當年社會流動模式引導的結果，相當一部分“庶民右派”是這種模式的犧牲品。[6]王海光分析了基層“右派分子”的言論，指出它們“可能對共產黨的統治更具有挑戰性，因為這才是真正最有可能引發社會動亂的言論”。[7]程羲敏以四川省江津縣縣直機關的反右運動為例，說明在基層反右運動中由上至下的反右運動在地方和底層的展開，並非如人們刻板印象的那樣，都是毫無走樣或者放而大之,實際情況可能具有多個面向。[8]吳淑麗研究了山東省L縣工交財貿系統的基層反右運動，提出了與以往研究單純認為因言獲罪有所不同的觀點，認為基層“右派分子”的定性依據排序是“反動言論與鬥爭中的態度是右派定性的主要因素、個人歷史問題與日常表現是列為被辯論對象的參考標準、家庭出身與被處分的程度未見明顯關聯。[9]茆家升作為一個曾經的基層“右派分子”，其回憶真實地再現了基層“右派分子”的悲慘命運。[10]
基層反右運動研究取得成果的同時，也存在諸多疑問，核心問題有二：一是基層反右運動中“右派分子”的“定性”問題即劃分“右派分子”的“定性”標準是什麼？是中共中央制定的六條標準嗎？是否如有些學者研究認為，“右派分子”是“自投羅網成為右派”[11]或者“劃分的依據是基本合理的”；[12]二是基層反右運動中“右派分子”的“派性”問題即什麼是“右派”？當時中國存在“右派”這樣一個階級嗎？是否確如有些學者所論證，基層反右運動“確實劃出了一個階級，一個對中共的組織、方針和路線表示強烈不滿的階級”，而且“這個階級是客觀存在的”[13]或者“從某種意義上說，-年，中國確實存在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14]
本文以B縣基層反右運動檔案、口述資料為基礎，包括原始鳴放記錄、縣委會議記錄、五人小組會議記錄、“右派分子”甄別改正結論、縣委甄別大會記錄、縣委甄別總結報告、“右派分子”個人回憶錄以及多位仍健在“右派分子”口述資料。對基層反右運動中這兩個核心問題進行探究，分析基層反右運動中“右派分子”的“定性”和“派性”問題。
中共高層發出反擊右派的信號開始於年5月15日的《事情正在起變化》，[15]相比較於高層，基層反右運動有所延滯，各地基層反右運動開始的時間亦所有差別。B縣基層整風和反右運動，開始於年5月30日的縣委研究整風初步計畫[16]和9月20日的縣委傳達省委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線界八條和四點注意事項。[17]該縣基層反右運動，共劃“右派分子”人。[18]
基層反右運動，對於“右派分子”身份的“定性”，是否如學者研究的結論，是“自投羅網成為右派”或者“劃分的依據是基本合理的”。不妨看看，B縣基層反右運動中“右派分子”的“定性”標準。
（一）“右派分子”標準增多定性放寬
研究發現，安徽省的右派標準比中共中央定的多了六條，而B縣縣委的標準無形中又比安徽省委制定的標準多若干條。這樣到了B縣基層反右運動時，“右派分子”的標準一層比一層放寬，以致於動輒得咎。年10月15日，中共頒發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標準》中界定“右派分子”的標準有六條。而“安徽劃分‘右派分子’標準比中央制定的標準多出兩條，且很不容易把握”。[19]這兩條在實際操作中很不容易把握的標準是，“一是反對強制推行的所謂農業‘三改’；二是反對所在單位黨的領導，反領導就是反黨”。[20]其實安徽省的反右運動，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是十二條，比中共頒發的標準足足多出六條，多出六條是“醜化黨的領導、醜化積極分子、調撥黨群關係、調撥群眾關係、反對農業‘三改’、反對河網化”。[21]“定性”的標準多了，符合“右派分子”的言論和行為多，定性就大大放寬了，符合“右派”的人就多了。因此，安徽省及其地方基層反右運動的涉及面就比中共所規定得要廣泛得多，扭曲變形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多了。
安徽省多出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內容豐富，包羅萬象，甚至瑣碎言行，都可以被打成“右派分子”。尤其是關於農業“三改”的意見，被稱為“攻擊三改”。年9月6日，省委書記曾希聖在省委擴大會議上提出對農業進行三項改革。[22]安徽是傳統的農業區，包括B縣在內的淮北地區農業“三改”，不僅違背自然規律，也打亂了淮北地區廣大群眾的生活和耕作習慣。農業生產進行大兵團作戰、套種和密植，並且盲目提出了“淮北變江南”的荒唐口號，進行“稻改”和“河網化”，甚至在大饑荒已經發生時，還在強行推廣“三改”，尤其是稻改，造成了嚴重後果。[23]
B縣基層“右派分子”中，兩個系統的人員佔有比例最多。一個是教育部門的中小學教育工作者，有名教師被劃為“右派分子”，名教師被劃為中右，[24]另一個是糧食部門的幹部和職工。[25]兩個系統的人員工作地點絕大部分都在農村或與農民打交道較多，能夠切身地感受到農村和農業“三改”前後變化。B縣基層“右派分子”中的大部分是“提‘三改’和群眾生活等的問題而被錯劃右派分子的”。[26]縣委年也承認，在反右運動中“顛倒是非，歪曲事實，隨意分析提高問題的性質。如在‘三改’問題上，有人反映說，“‘三改’沒有因地制宜，是得不償失。本來是正確的意見，卻結論為‘攻擊三改’”。[27]按照中共中央的六條標準，他們百分之百都不是什麼所謂的“右派分子”。
同時，中共B縣委領導人，更是把“反黨”的標準，用到了極致，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什麼是反黨，趙建華(縣委第一書記—作者)把反黨弄的人人糊塗，個個心驚”。[28]甚至出現了荒謬的例子，如“借椅子不給也是反黨，調教員不給也是反黨”。[29]“反黨”標準，成為一個充滿彈性的無形筐，按個別領導人的喜好，什麼言行都可以往裏裝。把中共的“反黨”標準，發揮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二）奇葩“右派分子”
中共B縣委在緊跟省委步伐的同時，更是花樣繁多地劃了多個奇葩“右派分子”。蔣茂林，在年8月前任B縣人民檢察院檢察長，[30]年8月調任太和縣人民檢察院工作(.8-.6)。[31]既然蔣已經調任太和縣，那麼B縣的反右運動和他沒有關係了，但中共B縣委卻在年5月25日通過縣委會研究把蔣“定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職務，送農村監督勞動”。[32]“但是，地委未批准，仍按右派執行”。[33]這樣在基層反右運動中出現了一個獨特的現象，一個縣委把另一個縣的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打成“右派分子”。在縣委出具的調任太和縣的行*介紹信中，身份一欄載明是“右派分子”，而且是“右派集團分子”。蔣茂林成為基層反右運動中一個奇葩的“介紹信右派”[34]或“無影的右派”。[35]
其他離奇的“右派分子”例子也不少。在翻閱甄別檔案時，發現一封金錚寫給中共B縣委書記周茂新的《本人右派事實問題》信件。金錚，原在B縣委機關工作，反右運動前期的年3月，他調到同屬阜陽地區的渦陽縣委工作。後在阜陽地委的工作會議上，中共B縣委主管反右運動的周茂新書記，對渦陽縣委的主要負責人說“老金(指金錚—作者)可能是個右派”。[36]從此，金錚的命運與心理被鎖定在“右派分子”的身份上，謹小慎微地工作和生活。直到甄別時，金錚才敢寫信反映自己的問題。王運生，年5月至年1月任B縣人民*府副縣長，[37]年4月至11月任中共B縣大楊區委書記。[38]王運生自己也不明白如何成為“右派分子”，直到甄別時才知道，原來縣委第一書記趙建華認為，王運生“工作上有些能，並說什麼，(趙書記)有套理(論)”。[39]王屬於縣委第一書記趙建華眼中“太能(方言：好提意見，如實反映情況—作者)，使著不順手”的幹部。[40]這從王運生職務的安排與任用上可以看出來，王運生當選副縣長不到一年時間，被免去副縣長職務，不符合中共的幹部安排慣例。這可能與縣委第一書記趙建華對他不滿有莫大關聯。在中共B縣黨第一次黨代會期間，王運生被打成“破壞黨代會反黨集團”的頭目，可笑的是其反黨集團成員之一的劉紹賢不是黨代會的代表，更滑稽的是反黨集團成員之一的祖鳳祥當時在外地學習；其次趙建華利用反右運動的機會，劃王運生為“右派分子”。王運生在合肥開省五級幹部會議時，沒有鳴放什麼，回B後，也沒有什麼鳴放內容，卻被劃為“右派分子”。王運生和趙建華交換意見時，趙卻說“(王運生)印象上有(右派言論)”。因此，有人給王運生起一個別名“印象右派”。[41]
B縣基層反右運動時，有些“右派分子”，是單位為完成上級劃定的“右派”指標而被劃為“右派分子”即是“充數右派分子”。縣新華書店劃“右派分子”時，時近農曆年關，領導為了讓大家早點回家過年，找到工作人員王廷彥，商量先劃王廷彥為“右派分子”，完成縣委的任務指標，並表示不會批鬥王，只是充個數而已。王廷彥同意了(王也不知道何為“右派”)，未曾想一片苦心好意競將自己的人生搭進去了二十多年。[42]高建章則是一個“雙皮型（B縣基層反右派運動時，把既是‘右派分子’，又有‘反革命’或歷史問題的人劃為‘雙皮型右派分子’—作者注）”。[43]領導小組定“右派”案件時，翻閱肅反時縣委審幹辦公室外調人員在高的家鄉調查的資料，發現高和小夥伴們做兒戲時，高曾扮演過“反革命角色”，遂將高打成“雙皮型右派分子”，送勞改農場改造。[44]
一些工作和生活中的小事也可能導致當事人被劃為右派。時任B縣中學校長的趙志剛，[45]因為不同意縣委調撥學校的椅子和徵調體育教師參加縣籃球隊被打“反革命分子，劃為右派”。[46]
B縣基層反右運動時，劃出的花樣繁多“右派分子”，類似現象其他省基層反右派運動中也存在，如“掛名右派”[47]或“嚇人右派”[48]等等。這些“右派分子”，真可謂是共和國基層反右運動史上荒誕無比的“奇葩‘右派分子’”。
（三）取決於領導人的愛好、意志和品質
B縣基層反右運動時，領導的業餘愛好、意志和個人品質也決定了某些“右派分子”的劃分取捨。-60年代，B縣的體育事業在阜陽地區是名列前茅，尤其是籃球運動，所轄魏崗區女子籃球隊在年10月取得全地區人民公社籃球賽的冠軍。當年全省農村體育工作經驗交流會在B縣召開，B縣被安徽省*府命名為“籃球縣”。[49]B縣男女籃球隊一度是縣委領導的無限榮光，為B縣工作爭取了面子。縣委第一書記趙建華、縣長肖國璽，都愛好籃球，特別是負責整風反右運動工作的縣委書記周茂新，身材魁梧，更酷愛打籃球。在人民群眾生活十分困難的狀況下，B縣還花費钜資修成燈光球場。黃思安，縣文化館工作人員，籃球高手，在鳴放時，言論也非常激烈，但是，沒有被劃成“右派分子”，因為黃是B縣男子籃球隊的主力，若把黃打成“右派分子”，遭到處理，輕則會下放農村監督勞動，重則送勞動教養，而這都直接會影響B縣男子籃球隊的成績。因此直到現在，被劃成“右派分子”的歐陽嘉俊還憤憤不平，他本人被打“右派分子”，而言論比他更激烈更刺激的黃卻沒有劃成“右派分子”。[50]
同時，B縣還是個歷史文化古城，地下文物豐富，其出土的歷史文物也提高了B縣在全省，乃至於在全國的知名度，[51]也為縣委領導帶來了巨大的榮耀。“李燦（B縣文物專家）也被列入右傾範圍，一天，組長(反右傾小組)提名讓他交待右傾思想、右傾行為。會後，李燦立即找縣委宣傳部長彙報，部長立刻找到了反右傾小組長，……第二天的會議就把李燦放了”。[52]一方面是縣委宣傳部長主管文物事業，另一方面若李燦被打成右傾分子，B縣的考古事業會失去頂樑柱。能否成為“右派分子”，言論不是關鍵，而有時，取決於主管領導人的愛好或意志。
縣委監委十一名工作人員，被打成四個“右派分子”，三個“右派思想”，三個“落後分子”，就剩一個好人。[53]主要原因是監委工作人員求實的作風，與當時縣委主要領導的路線不一致，尤其是縣委第一書記趙建華，工作作風惡劣，個人英雄主義，喜歡阿諛奉承；張集區王心莊中心小學，七名教師被打成“右派分子”，[54]據當時在王心莊中心小學任教，並負責記錄鳴放資料的趙士江回憶，該校共有十四名教師，十名教師被打成“右派分子”，校長吳慶堂和妻子楊麗真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另外兩個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教師，一個是趙士江，趙負責記錄鳴放資料，並在年底，被抽到地委黨校培訓肅反工作；一個是劉慧芳，劉當時懷孕，並外出學習）[55]。主要原因是校長吳慶堂作風惡劣，個人品行不端，借機打擊報復。[56]更令人髮指的是，年春，在校監督勞動的“右派分子”教師顏井虞，在饑餓逼近死亡的境地還未斷氣的情況下，被吳慶堂毫不留情地活埋[57]；十八裡區中心小學，在反右運動時共有二十名教師，十八名教師被打成“右派分子”，只剩下“一個半好人(意思是僅一個教師未被打右派分子，蔣祥雲，負責鳴放資料，另一個王慶彬被打成‘中右分子’)”。[58]倒楣的是一般群眾教師。
反右運動時期的B縣城關鎮糧站，有六名工作人員被劃為“右派分子”，三名被打成“反社會主義分子”。[59]據當事人回憶，有十二名工作人員被劃為“右派分子”，其中，炊事員張繼臣也被打成“右派分子”，更荒唐的是，張學明，原本不是城關鎮糧站職工，也在該站被劃為“右派分子”。[60]最主要的原因是站長徐學敏，作風惡劣，借機報復平時對自己工作有意見的同志。劉振歧在鳴放會上提徐學敏作風不民主等錯誤，徐就叫人整理劉的材料，並加以擴大，肆意上綱上線，定劉振歧為“右派分子”。杜拯民在鳴放會上批評說，徐學敏因臉上長瘡要用菜籽油治療，叫人專門用五十斤菜籽榨油。徐將用過後的菜籽油只賣了兩分錢。徐對杜不滿，會後對杜嚴加批評，後又搜集一些材料將杜劃為“右派分子”。[61]令人不解的是，包括劉振歧和杜拯民在的其他六名“右派分子”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上引的《右派分子登記表》中，可能背後還有今人無法知曉的隱情。
（四）毫無邏輯的“右派分子”罪名
B縣基層反右運動中“右派分子”“定性”標準的混亂與隨意還表現在對工人身份的工作人員“定性”問題上標準更加混亂，且前後邏輯矛盾。王洪軍，反右運動時是縣印刷廠工人，按照中共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在工人身份中是不劃“右派分子”的。縣委常委會研究“右派”案件時也只是把王洪軍劃為“反社會主義分子”，[62]但是在縣委出具的勞教書上注明的卻是“右派分子”，而且是“雙皮型右派分子”（另外一皮是“反革命”，因王洪軍的哥哥，在B縣解放前的年，求學期間，一次回家途中，曾誤入處於“拉鋸戰”的國民黨軍隊）[63]。但是到年，甄別平反時，甄別領導小組研究的甄別意見是王“58年因貪汙”[64]而被勞教，企圖掩蓋某種歷史真相。同時，還稱呼過王洪軍為“壞分子”。[65]一個人，前前後後，戴上四個“罪名”的帽子。正如王洪軍本人所言“這些所謂‘分子’是各有區別的，看來他們的邏輯是往往亂套的。只要想治人，可以隨便給你戴個帽子，這就叫‘何患無辭’”。[66]由此可見，B縣基層反右運動時“右派分子”“定性”的標準是何等的荒謬。
奇異的事情還有，縣委常委會和縣委五人小組在研究“右派分子”案件時，還有按圖索驥的現象。縣委機關工作人員孫幹，在年1月16日的縣委常務會議上被“定性”為“右派分子”，但“必須收材料核對事實”[67]；在研究張X南（檔案上字跡模糊）案件時，五人小組的意見是“把右派材料搜集後，下次五人會議研究決定”[68]，更有甚者，還把是否劃為“右派分子”，當作判刑期限的標準，張大慶，被縣委五人小組會議定為“反革命分子”，如果“劃右派判刑七年，不劃右派五年”。[69]同時，反右運動時B縣縣委研究右派案件的會議記錄也印證了在B縣眾多“右派分子”之間，流傳的一個荒誕傳說“反右運動時，縣委常委會或縣委五人小組開會研究右派案件，基本上都安排晚間進行。多數由縣委書記周茂新主持，其他與會人員彙報右派案件。始初，掌握生殺大權的周書記，頭腦清醒還能參與案情分析和研判，後來，逐漸犯困，磕頭現象出現，與會人員認為周書記是同意劃某位同志為‘右派分子’。就這樣，許多同志被劃成‘右派分子’”。[70]這一傳說背後，許多被冤枉的人，都經歷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人生事故。
B縣基層反右運動中還有同事利用彼此之間的矛盾，互相揭發，甚至胡編亂造的言論，也能被打成“右派分子”。時任B縣第二回民小學校長的薛彪說“校中一男同事欲與一女同事談對象，女方不同意。男同事怪罪校長薛,向縣委寫信告發薛的言論”，薛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農村小學降職降薪留用。[71]薛的甄別結論內容也非常豐富。[72]
在筆者收集的反右運動的資料中，有一份未被打成“右派分子”人員的鳴放記錄[73]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鳴放記錄比較，發現基本內容近乎相似。可見，是否被打成“右派分子”，關鍵不在於鳴放的言論，也不在其態度。即使言辭激烈，也不一定劃成“右派分子”，即使沒有鳴放言論，也會劃為“右派分子”，此種現象，是基層反右運動中的普遍情景。B縣基層反右派運動時，劃分的“右派分子”中，從地域分佈分析，呈現出南多北少的狀況，該縣古城區籍人士明顯多其他區，[74]其中該區的後薛老家一個村莊竟被打成“十二個右派分子”，該村的晚清秀才薛成仁兒孫中有四個“右派分子”，被視為“右派之家”。[75]從一個側面反映出，B縣基層反右派運動時，劃分“右派分子”標準的荒謬之處。“實際上右派分子就是被某些領導所厭惡的知識份子幹部，或者是為完成上級規定的右派指標硬挖出來的冤大頭”。[76]在阜陽地區其他縣基層反右運動中，因為荒誕的理由，被打“右派分子”者有之，如阜南縣“自我創造罪名成為右派”。[77]在安徽省的其他地區基層反右運動中也比比皆是。[78]正如有的作者評論道:“其實，什麼話算是過了頭呢？就拿‘輪流坐莊’來說吧，只要實行民主共和，總不能像袁世凱那樣由終身總統而後就當皇帝。哪有領導人實行終身制的民主國家呢？……一個真正民主的黨，它的領導人，雖不一定是輪流坐莊，但也絕不是終身制”。[79]在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正常的言論到中國來就有了巨大的*治問題。同時，在B縣對基層“右派分子”甄別時，出現了“右派分子”自己寫自己甄別結論的現象[80]。所以“只利用了‘右派’及‘右傾’人員的甄別材料，而未與運動中的劃分‘右派’標準，會議討論記錄等文件作比較”。[81]來研究“右派分子”的“定性”問題，得出的結論是不牢靠的，不能經受住歷史的考驗。
中共六條標準之中，最關鍵是兩條：反黨和反社會主義。但是，究竟什麼是“反黨”、什麼是“反社會主義”？在B縣基層反右運動時，任何言論和行動，都可以上綱上線到“反黨”和“反社會主義”的高度。尤其是在中共B縣委第一書記眼中，“趙建華同志(縣委第一書記)是只要你不同意他的意見就算反黨，(趙說)會上不說，會後(說)就算反黨”。[82]“右派分子”反對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專制主義，“因為當時的中國社會根本不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它反對的只是假社會主義之名而行專制主義之實的社會制度”。[83]因為在當時中國，社會主義僅僅是一個哲學概念。正如學者評論“由此想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反右派鬥爭中劃的‘右派分子’，其中標準之一，就是反社會主義。……顯然把反社會主義當成劃右派標準之一，是牽強附會的”。[84]既然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不存在，何來“右派分子”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基層反右運動中“右派分子”的“定性”標準是混亂和隨意的，純粹是打擊異己的手段和藉口而已。
有學者指出，在基層反右運動時“確實劃出了一個階級，一個對中共的組織、方針和路線表示強烈不滿的階級”，而且“這個階級是客觀存在的”。難道真是如此嗎?
在整個反右運動期間，中央和省級部門反右運動時打成不少右派集團。中央級右派集團，最典型的是章羅聯盟，省級右派集團，幾乎各省都有。安徽省最大的右派集團是，以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李世農為首的“李世農反黨集團”，該案株連人數眾多，其中被直接株連的中央和省管幹部達人，全省*法和監察系統有人受到批判和處分，全省15.5％的監察幹部被打成“右派”。[85]
與高層右派集團相呼應的是基層反右運動時，也打成了不少小右派集團。B縣基層反右運動時，運動的主持者根本不瞭解“什麼是右派集團”，只不過是緊跟上峰的步驟而已。運動伊始，各單位“報了很多集團”，[86]後來發現打了許多集團局面無法控制，最終確定“有四個集團：文教局以唐鈞銳為首的右派集團，建築工會以溫保立為首的(右派集團)，食品公司的(右派集團)，農林局的(右派集團)”。[87]縣委打以唐鈞銳為首的文教局右派集團，主要是受“李世農反黨集團”的影響。史純仁先生認為，把唐均銳、史純仁、許慕野、王靜等人劃成以唐均銳為首的反黨右派小集團，主要原因是縣委要緊跟省委的步伐，企圖把時任B縣人民*府副縣長兼文教局長的祁式迪打成反黨右派小集團的頭目。祁是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李世農的老部下，祁還在李世農的推薦下，任縣人民*府副縣長，李世農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頭目，祁也跟著倒楣。幸運的是，史純仁他們都對祁非常尊重，五人小組多次找他們交待祁的問題，史等都沒有違背良心從事，祁一直到去世前都非常感激史純仁他們[88]。唐均銳認為，“這次整風領導上蓄意已久的要整我，這不是整風，是小集團鬥爭”，[89]其實，唐均銳還不明就裏，縣委領導不是要整他，而是要整其背後的祁式迪。縣委常委會議在研究唐均銳右派集團成員史純仁的案件時，先把史劃為“右派分子”，表示“繼續追查其小集團的具體活動”。[90]同時，縣委的思路又很混亂的，一會把史純仁打成以許慕野為主的右派集團；一會又把史純仁搞成以唐均銳為首的右派集團。所謂的“反黨右派小集團”，據史純仁先生回憶，主要是因為，他們幾個年輕人，關係要好，工作之餘經常在一起交流、喝酒，就打成“集團”。[91]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上述小右派集團操作過程，因為，上報的小右派集團太多，“為了搞清真象我們(指縣委)確定一人專搞集團”，[92]靠一個人的精力和閱歷來“認真研究”，[93]來判斷作為一個“階級”存在的右派集團。如此界定右派集團，荒唐到何種程度？“階級”是指人們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由於所處的地位不同和對生產資料關係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團。[94]可見，“階級”是一個經濟概念，其劃分的依據是人們在社會生產體系中，由於所處的地位不同和對生產資料關係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團。而反右運動時“階級”卻成了*治概念。
基層反右運動時，劃分的“右派分子”，大多是普普通通的職員。他們的右派言論“主要是一些表達個人意見的簡單看法，是對自己生活環境中不合理現實以及對領導的批評意見”，[95]反右運動時，他們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右派集團”。據王海光分析“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都是搞群眾運動起家的，對這類人情洶洶的民眾言論自然有特殊的敏感性，因為這才是真正最可能引發社會動亂的言論”，[96]王海光只注意到了事物發展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主要領導人最怕出現歷史的漣漪現象，上下呼應，形成合力。否則“不清除它們，他(毛澤東)在紫禁城那個黃圈圈裏就睡不安穩”。[97]可見，基層反右運動時，根本不存在“一個對中共的組織、方針和路線表示強烈不滿的階級”，更不能說“這個階級是客觀存在”。
通過分析可知，基層反右運動時“右派分子”的定性標準是混亂和隨意的。中共制定的六條標準，不僅滯後於反右運動的發展，而且為運動的主持者，加害自己的“敵人”或“對手”提供藉口。B縣基層反右運動，“劃分右派六條標準是含混的”。[98]“標準”的含混，最大的獲利者是各級領導幹部，可以利用所謂的“標準”，整肅異己者，特別是對領導有意見者。與領導的關係如何，成為是否劃為“右派分子”的關鍵，而非言論。此種觀點也到了當年“右派分子”的晚年反思的印證。[99]而且在B縣基層反右運動時出現的一個反常現像是，運動時領導反右運動的“五人小組”的會議記錄表明，他們很少學習中共劃“右派分子”六條標準，而且，越是時間靠後的“右派分子”定案理由，越簡單，甚至，直接記錄為“右派分子”。[]反而在年，對“右派分子”進行甄別時，卻反反復復學習和研究中共劃“右派分子”六條標準。主要是因為，進行甄別工作時，難度陡增，而且人事關係極其複雜，容易得罪甄別對象，還出現了被甄別對象毆打甄別小組工作人員的現象，沒有人願意搞甄別工作的。基層反右運動時，“右派分子”的定性“劃分的依據是基本合理的”的結論是不准確的，也不是學者研究的那樣，“右派分子”是“自投羅網成為右派”，此種觀點，是對當年“右派分子”的侮辱。基層“右派分子”絕大多數是善良之人。他們出於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著想，對中共的信任，對人民群眾疾苦的關心以及自己生活或身邊人遭遇的切實感受，相信和响應中共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號召。未曾想，為自己和家人帶來一生一世的恥辱。時至今日，巨大的陰影仍然縈繞在他們心頭。
再者，基層反右運動不存在“右派”這樣一個階級，即“右派”們是“右而無派”。反右運動即是反對正確運動，反右派運動五十周年時，有學者呼籲為“反右派運動”正名[]。因為“一個公民無論是信奉左派還是右派，抑或中間派，這都是個體自由選擇的權利。在此意義上，‘反右鬥爭’所反對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權利。或者說，反右(Right)的本質就是反權利(Right)”。[]歷史已經充分證明，最大的右派集團——章羅聯盟也是莫須有的罪名，[]安徽省最大的右派集團—“李世農反黨集團”也是錯誤的。[]B縣基層反右運動時，抓的小右派集團，也都被改正平反。“關於史純仁的右派反黨集團問題，從查閱全卷來看，只有懷疑，但缺乏事實材料，從他們等人所交待的現有的材料來看，是以許慕野為主，張霞飛也是裏面的重要人物，經調閱中共B縣委整風辦公室年6月5日和年6月10日對許、張兩人處理決定關於‘反黨小集團’問題，未予定案，此外唐鈞銳的起訴書內容中，也未有‘反黨集團’問題，因此史的‘反黨集團’問題，不能成立，應於否定”。[]從中央級右派集團，到省級右派集團，再到B縣基層反右運動時，定案的“小右派集團”，最終也都得到平反。有的學者認為，基層反右運動“確實劃出了一個階級，一個對中共的組織、方針和路線表示強烈不滿的階級”，而且“這個階級是客觀存在的”。該結論是站不住腳的。
反右運動至今已六十周年。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右派分子”的言論，不僅不是所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反而是新時期改革開放思想的源頭活水。同時，基層“右派分子”沒有共同綱領和行動，他們根本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即他們是“右而無派”。然而，相對於高層“右派分子”，反右運動給基層“右派分子”帶來的傷痛更大。因此，反右運動的研究應該更加關注基層“右派分子”的命運，特別是殉葬在勞改農場的“右派分子”，至今很多仍然冤*未還故里。基層反右運動研究的切入點是較為廣泛的，是研究者可以持續深耕的領域。
注释：
[1]納拉納拉.揚達斯:《中國的反右運動》，欣文、唐明譯，西安：華嶽文藝出版社，年；李銳、蕭克、龔育之：《我親歷過的*治運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年；郭德宏、王海光、韓鋼：《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年；丁抒：《陽謀：反右運動始末》，香港：開放出版社，年；章詒和編著：《五十年無祭而祭》，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年；丁抒主編：《五十年後重評“反右”—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香港：田園書屋，年；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份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年；葉永烈：《反右運動始末》(上下)，烏魯木齊：*人民出版社，年；朱正：《反右派鬥爭全史》（上下），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
[2]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經濟日報出版社，年；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年。
[3]曹樹基:《劃分右派：以桐柏縣檔案為基礎的研究》，《學術界》年第1期。
[4]曹樹基:《陽謀：基層*區中的整風與反右—以桐柏縣為中心》，《第二屆“當代史：文獻與方法”研習營閱讀材料彙編》，上海：華東師大年8月，第51-82頁。
[5]韓剛：《一個底層“右派”的歷史敘述—有關高華年的史料解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年代中國當代社會史史料研討會提交論文，年。
[6]李若建：《進步的陷阱：基層反右運動的社會學解讀》，《中山大學學報》(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
[7]王海光：《年的民眾“右派”言論》，《炎黃春秋》年第3期。
[8]程羲敏：《謹慎與平衡：江津縣直機關的反右運動》，碩士學位論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年，第87頁。
[9]吳淑麗：《農村基層整風中右派定性的依據—以L縣工交財貿系統43名右派定案表為基礎》，《第二屆“當代史：文獻與方法”研習營論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年，第頁。
[10]茆家升：《卷地風來—右派小人物記事》，呼和浩特：遠東出版社，年。
[11]李若建：《進步的陷阱：基層反右運動的社會學解讀》，《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年第4期。
[12]曹樹基：《劃分右派：以桐柏縣檔案為基礎的研究》，《學術界》年第1期。
[13]同上。
[14]曹樹基:《陽謀：基層*區中的整風與反右—以桐柏縣為中心》，《第二屆“當代史：文獻與方法”研習營閱讀材料彙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年8月，第81頁。
[1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年，第-頁。
[16]《縣常委會議記錄》，年5月30日，縣委(永久)-1-1-1-（檔案編號，以下省略），Q區檔案局。
[17]《縣常委會議記錄》，年9月20日，縣委(永久)-1-1-1-，Q區檔案局。
[18]《關於甄別工作總結報告》，縣委(永久)-1-1-1-，Q區檔案局。
[19]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安徽歷史》(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年，第頁。
[20]茆家升：《曾希聖的功過是非要分清》，《南方週末》年7月10日（往事版）。
[21]尹曙生：《讀曾希聖給中央的檢查》，《炎黃春秋》年第1期。
[22]“在經常遭受洪澇災害的地區,應改變夏秋兩季收成比重；改種高產作物、耐水作物以及旱改水或者水改旱等,以適應各種不同地形地質的要求；改變廣種薄收的習慣”。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安徽歷史》(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年第，-。
[23]梁志遠：《亳縣“旱糧改水稻，淮北變江南”的失敗》，《江淮文史》年第3期。
[24]《中共亳州地方史大事記》編委會：《中共亳州地方史大事記》(皖內部圖書-號)，年，第頁。
[25]“B縣糧食局機關，從局長齊安民到八個股長，九個人劃八個右派分子”。薛仰生訪談，年2月8日下午。薛，男，88歲，“右派分子”，薛仰生家。薛時任B縣糧食局統計股長。
[26]《關於甄別工作總結報告》，縣委(永久)-1-1-1-，Q區檔案局。
[27]同上。
[28]《關於甄別工作總結報告》，縣委(永久)-1-1-1-，Q區檔案局。
[29]同上。
[30]《中國共產黨安徽省亳州市組織史資料》記錄，蔣茂林任亳縣檢察長的時間是.5-.5，該時間是錯誤的。一、與任太和縣檢察長的時間有衝突；二、曾任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的梁志遠指出，蔣此時已經是“右派分子”，不可能還任縣檢察長。中共亳州市委組織部等：《中國共產黨安徽省亳州市組織史資料》，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年，第頁；梁志遠訪談-02-09，男，86歲，梁家。時任縣委辦副主任。中共太和縣委組織部等：《中國共產黨安徽省太和縣組織史資料》，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年，第頁。
[31]中共太和縣委組織部等：《中國共產黨安徽省太和縣組織史資料》，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年，第頁。
[32]《縣委會議記錄》，年5月25，縣委(永久)-1-1-1-，Q區檔案局。
[33]《關於甄別工作總結報告》，縣委(永久)-1-1-1-，Q區檔案局。
[34]《蔣茂林同志的發言》，縣委甄別領導小組(永久)-1-17-1-13，Q區檔案局。
[35]《劉德才同志在縣委甄別平反大會上發言》，縣委甄別領導小組(永久)-1-17-1-13，Q區檔案局。
[36]《本人右派事實問題》，縣委(長期)-1-1-2-，金錚檔案，Q區檔案局。
[37]中共亳州市委組織部等：《中國共產黨安徽省亳州市組織史資料》，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年，第頁。
[38]同上，第頁。
[39]《王運生發言》，《縣委甄別領導小組會議記錄》，縣委甄別領導小組(永久)-1-17-1-4，Q區檔案局。
[40]《趙志剛同志在縣委甄別平反大會的發言》，縣委甄別領導小組(永久)-1-17-1-13，Q區檔案局。
[41]《趙志剛同志在縣委甄別平反大會的發言》，縣委甄別領導小組(永久)-1-17-1-13，Q區檔案局。
[42]王廷彥訪談，-10-05，男，“右派分子”，83歲，王家。時任縣新華書店工作人員。在本文寫作期間，87歲的王廷彥被評為亳州市“新鄉賢”的光榮稱號。官方評價文章稱“也可能造化弄人，右派之風席捲中國大地，當時的亳縣新華書店也未能倖免，本來這事與他（指王廷彥）不挨邊，可縣裡有關領導腦子一熱說，縣新華書店是知識份子集中的單位，右派名額還得增加，經大家開玩笑一合計乾脆讓王廷彥客串一下吧，隨機演戲似開了批鬥會貼了大字報，一哄而散回家過年。等閃過年，看似鬧劇般打右派之運動，升級加碼，所有右派全部停職反省並集中到農場進行長期勞動改造，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只准老老實實不准亂說亂動，否則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從此一位受人尊敬的知識份子變成了牛*蛇神。”孫元禮、杜振華《終身說民俗一生潤藥都—記為亳州民俗文化奔波70年的新鄉賢王廷彥傳奇》，《亳州文明網》bz.wenming.cn-04-10。-05-20查閱。
[43]《外地雙皮名單》，縣委改右辦(永久)-1-18-1-2，Q區檔案局。
[44]高建章訪談，-02-18，男，88歲，“雙皮型右派分子”，高家。時任縣人民銀行工作人員。
[45]“.10-.9任亳縣中學校長”。安徽省亳州第一中：《百年輝煌桃李芬芳》(內部刊物)，年，第30頁。
[46]《趙志剛同志在縣委甄別平反大會的發言》，縣委甄別領導小組(永久)-1-17-1-13，Q區檔案局。但是一中校史上，沒有趙被打成“右派”的記載“在年反右派鬥爭中，趙志剛認為廣大教師認真鑽研業務，努力為黨工作，本校沒有右派。因保護知識份子，本人受打擊，被調離亳縣一中”。安徽省亳州第一中：《百年輝煌桃李芬芳》(內部刊物)，年，第22頁。
[47]餘習廣：《擎起共和國聖火—右派囚徒與國策死刑犯之路》，香港：田園書屋，年，第21頁；刁洪遠：《右派冤案餘生記》，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年，第20頁。
[48]加木：《“右派”老古》，《珠江水運》年第8期。
[49]《中共亳州地方史大事記》編委會：《中共亳州地方史大事記》(皖內部圖書-號)，年，第頁。
[50]歐陽嘉俊訪談，-10-5，歐陽嘉俊，男，“右派分子”，86歲，歐陽嘉俊家。時任縣供銷合作社工作人員。
[51]B縣“在年5月，正式成立了‘B縣文物管理委員會’，這是安徽省第一個建立縣級文物單位”。李景彪、馬榮振主編：《渦水之戀—李燦與中原文化》(未刊稿)年，第59頁。
[52]李景彪、馬榮振主編：《渦水之戀—李燦與中原文化》(未刊稿)年，第61-62页。
[53]《劉懷存同志的發言》，《縣委甄別平反大會發言稿》-1-17-1-13，縣委甄別領導小組(永久)，Q區檔案局。
[54]《右派分子逐名登記表》，縣委甄別領導小組(永久)-1-17-1-8，Q區檔案局。
[55]趙啟信訪談，-09-29，男，81歲，“右派分子”，趙家。原王心莊中心小學教師。趙士江訪談，-10-6，男，82歲，趙家。原王心莊中心小學教師。
[56]項揚波訪談，-05-04，男，84歲，項家。原縣教育局工作人員。趙啟信訪談，-09-29，男，81歲，“右派分子”，趙家。原王心莊中心小學教師。趙士江訪談，-10-6，男，82歲，趙家。原王心莊中心小學教師。
[57]“小學教師顏景宇(顏井虞)被打成右派，未死就活埋了，我給中共中央主席毛潤之去過一封信反應此事，中共中央辦公廳回了信，信中告知，我信已轉安徽省委處理，後中共B縣委把顏的兒子顏士林安排到城北中學，直到今日”。李世俊：《漏室拾零》(未刊稿)，年，第18頁。此事也得到口述資料的佐證，項揚波訪談，-05-04，項家。趙士江訪談，-10-6，男，82歲，趙家。原王心莊中心小學教師。趙啟信訪談，-09-29，男，81歲，“右派分子”，趙家。原王心莊中心小學教師。
[58]汪森吾訪談，-10-02，男，84歲，“右派分子”，汪家。時任十八裡區中心小學教師，後從夏侯小學退休。
[59]《右派分子登記表》，縣委整風辦公室(永久)-1-14-1-3，Q區檔案局。
[60]杜拯民訪談，-05-13，男，87歲，“右派分子”，杜家。杜時任城關鎮糧站組織委員。
[61]《關於甄別工作總結報告》，縣委(永久)-1-1-1-，Q區檔案局。此種情況，也得到口述資料的佐證。周學良訪談，-10-05，男，83歲，周家。其哥哥周學信是“右派分子”。時任城關糧站職工。
杜拯民訪談，-05-13，男，87歲，“右派分子”，杜家。杜時任城關鎮糧站組織委員。
[62]《縣委會議記錄》，年2月26日，縣委(永久)-1-1-1-，Q區檔案局。
[63]王洪軍：《平凡與坎坷的一生》(未刊稿)，年，第19頁。
[64]《甄別對象中勞改、勞教和死亡人員情況登記表》，年9月4日，縣委甄別領導小組(永久)-1-17-1-10，Q區檔案局。
[65]王洪軍：《平凡與坎坷的一生》(未刊稿)，年，第23頁。
[66]同上，第23页。
[67]《縣委會議記錄》，年1月16日，縣委(永久)-1-1-1-，Q區檔案局。
[68]《縣委五人小組會議記錄》，年1月31日，縣委五人小組-1-11-1-42，Q區檔案局。
[69]《縣委五人小組會議記錄》，年1月14日，縣委五人小組-1-11-1-42，Q區檔案局。
[70]劉躍華訪談，-10-05，男，84歲，“右派分子”，劉家。時任縣民*科副科長。
[71]薛彪訪談，-10-16，男，“右派分子”，89歲，亳州市人民醫院老幹部病房。時任縣第二回民小學校長。
[72]《薛彪甄別改正報告》，《縣委對文口甄別領導小組關於右派改正報告的批復》，年5月1日-5月30日，縣委(永久)-1-1-1-，Q區檔案局。
[73]《揭發朱子東謬論》，該鳴放言論主要集中在“一關於黨委、團委、婦聯和教育科九條，其中第九條提的是，古城區書記、區長有嚴重官僚主義現象；二關於基層幹部十三條，其中第三條提的是，基層掃盲工作中存在十大矛盾”。《揭發朱子東謬論》（朱（子）紫東老先生提供影本），-10-04，朱紫東，男，88歲，原古城區中心小學教師，朱家。同時，朱還一再表示，他之所以，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主要是因為，他和領導關係好。
[74]《右派分子登記表》，縣委整風辦公室(永久)-1-14-1-3，Q區檔案局。
[75]薛仰生訪談，年2月8日下午。薛，男，88歲，“右派分子”，薛仰生家。薛的故鄉是後薛老家。時任B縣糧食局統計股長。
[76]刁洪遠：《右派冤案餘生記》，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年，第18頁。
[77]許春耘：《我所經歷的反“右派”鬥爭》，《江淮文史》年第4期。
[78]茆家升：《卷地風來-右派小人物記事》，呼和浩特：遠東出版社，年。
[79]李銳、蕭克、龔育之：《我親歷過的*治運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年，第17-18頁。
[80]《關於甄別工作總結報告》，縣委(永久)-1-1-1-，Q區檔案局。
[81]程羲敏：《謹慎與平衡：江津縣直機關的反右運動》，碩士學位論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年，第6頁。
[82]《陳化南同志的發言》，《縣委甄別平反大會發言稿》，縣委甄別領導小組(永久)-1-17-1-13，Q區檔案局。
[83]杜光：《年的革命與反革命》(杜光教授提供電子版)，年，第23頁。
[84]汪國訓：《反右派鬥爭的回顧與反思》(下)，香港：國際學術文化資訊出版公司，年，第頁。
[85]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安徽歷史》(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年，第頁。
[86]《亳縣全民性整風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年5月6日，縣委整風辦公室，Q區檔案局。
[87]同上。
[88]史純仁訪談，-10-15，男，“右派分子”，86歲，亳州市人民醫院老幹部病房。時任安溜小學校長。
[89]《對當前反右鬥爭中幾個問題的意見》，年12月21，縣委整風辦公室，Q區檔案局。
[90]《縣委常委會議記錄》，年2月11日，縣委(永久)-1-1-1-，Q區檔案局。
[91]史純仁訪訪談。史純仁先生的說法，也得到來了其他資料的佐證。刁洪遠先生說，“縣裏沒有文聯，愛好創作的人可以成立個創作組，僅僅是說過這麼一句話，什麼活動也沒有，就被定為‘有11人參加的反黨組織’”。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是“反黨組織”的成員。刁洪遠：《右派冤案餘生記》，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年，第19頁。
[92]《亳縣全民性整風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年5月6日，縣委整風辦公室，Q區檔案局。
[93]同上。
[94]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北京：商務印書館，年，第頁。
[95]章詒和編著：《五十年無祭而祭》，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年，第頁。
[96]王海光：《時過境未遷—中國當代史采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第38頁。
[97]丁抒：《陽謀：反右派運動始末》，香港：開放出版社，年，第99頁。
[98]《農口座談會》，年8月20，縣委甄別領導小組(永久)-1-17-1-14，譙城區檔案局。
[99]今年82歲的王允昌，年被劃為“右派分子”。晚年對當年的反右派運動進行了反思，認為“綜合當時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不外乎以下幾個特點：1、整風中發言提意見較多。2、出身不好（地主或富農）。3、*治上不清（有歷史問題、偽職、三清團）。4、與領導關係一般或較差。5、與領導關係很好，整天圍著領導身邊轉的人，會拍馬屁、會奉承的人，則無一人被劃成右派分子。以上五條我一一對照。1、2、3這三條都對不上號，對照4、5條，我與領導的關係屬於一般，但肯定不是很好的這一類。經過分析，我初步悟出了其中的原因”。王允昌：《歲月滄桑》（未刊稿），年，第-頁。
[]《縣委常委會議記錄》，年1月16日，縣委(永久)-1-1-1-，Q區檔案局。
[]丁抒主編：《五十年後重評“反右”—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香港：田園書屋，年
[]熊培雲：《重新發現社會》，北京：新星出版社，年，第13-14頁。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年，第-頁。
[]劉彥培：《“李世農反黨集團”的真象及其歷史經驗》，《江淮文史》年第1期；董忠義：《“李世農反黨集團”冤案始末》，《炎黃春秋》年第5期。
[]《對史純仁右派問題的改正結論》(史純仁老先生提供影本)。
本文选自《当代中国研究》刊物，内容有修缮处理，作者：老雷，历史研究者，研究方向：中国当代史、安徽地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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