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八月份，我被我的学长邹思聪深深地伤害了。
那时我才入职大象公会，每天找角度、找选题、编辑文章，总之是办公室的事情，离远方很远。八月，温州拆教堂如火如荼，吊车卸下十字架，成片成片的基督徒跪在现场祈祷，我们只能绕着，想用什么资料性的方式，“照应”到一点点。
八月十七号，亚洲周刊出街，封面报道就是《浙江省拆十字架风暴》，万马齐喑的舆论场，这份事实性的调查报道如闪光的金子。我读着它，眼泪都要流下来——当然，不是因为报道多么催人泪下、事件多么令人惊骇，我可是生活在中国的新闻从业者。
我的眼泪是看到作者后急出来的：居然是邹思聪！邹思聪！我简直要从三十三楼的办公室蹦下去。那时，一万匹邹思聪从我的心头踩过，我虚弱地念叨：完了，完了，以评论见长的他都做上调查报道了，这还怎么追赶呢？
后来，这篇报道获得金堯如新聞自由獎，邹思聪一身正装，抱着奖状的照片出现在我的每条时间线上，我逼着自己在状态下留言：邹兄真棒！这是你应得的！然后颓然地躺倒在人形沙发上。虽然，我知道调查的第一作者是江雁南，也明白从操作上，稿件只是撷取事情的片段，没能突破到官方内部，独家是由于在香港，占据了新闻自由的发布优势……我还是逢人便说：邹思聪真是棒呀，评论写得才华横溢，又能深入现场做报道，你看那篇拆教堂调查，是我们的榜样呀！
邹思聪只是简短的回应：继续努力。
真是，想黑他都无处下手，眼见着他的能力槽正一块块补满，我的心就像扎上一把又一把小钢刀。
二
邹思聪是我大学的学长，他09级，我是10级。在做出“邹思聪新闻笔记”、入职《亚洲周刊》、端传媒，写出《，报上已无毛主席》之前，他是学院足球队的万年替补。我常在球场上见到他，他长头发，瘦，是球队的饮用水看管专员，一旦他上场，我们都会替足球队捏一把汗。
才认识的时候，邹思聪正准备考文艺美学的研究生。那是年5月左右，我们从系主任张小元那里拉了四皮箱的藏书，准备在毕业生市场卖掉，给自己做的杂志攒印刷钱。邹思聪从六楼走下来，挑书，拣了几本文艺理论的教材后，我们闲聊了几句。他兴奋地介绍自己的凤凰博客，讲到一篇文章浏览过了二十万，很是满意。我接过他递过来的二十块钱，心里想，哪儿他妈来的神经病书呆子，新闻没念够，居然想考美学。
后来再见到，他已经放弃了这个念想，转头去读*治学的研究，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读书笔记，活页本，足有五厘米厚，夹在他手里，像长颈鹿偷了一袋大米，走路难免一顿一顿的。本子换页的速度很快，同学中疯传他九天吃掉八本大部头，还都记了许多笔记，我借着翻了翻大活页本，传闻真的没错，立刻有点佩服他，也增加了自己读书的时间。
当时，邹思聪是学生里的风云人物，不过不只是因为读书。几乎成都每来一个学者，都能在人人网、微博上看到他笑得稀烂，比着V字站在旁边。一次，闾丘露薇到学校演讲，提问环节，邹思聪抢过话筒，先讲了自己的少年经历，又说了高考的失利，接着是大学时候“深入”北川、汶川的见闻……我就站在后门旁，险些摔门而出。
邹思聪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下来，去港大读书之后，我们更频繁的见到他的合影：名教授，名学者，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不变的是他十厘米宽的笑脸、剪刀手。
再后来，邹思聪的消息就变成了开专栏：凤凰博客、中国选举治理网、共识网、成都全搜索……他在上面写时评，逐渐有了名气。邹思聪居然混出了点模样，作为学弟我很替他高兴——有大腿可以抱了。
年开始，邹思聪准备去香港刷文凭，减少了专栏数量，他主要的精力都投给了雅思。
邹思聪的英语算不上好，但他学起来很搏命。他把一本单词书从头到尾，从尾到头背了十遍，还报了一个口语、写作提高班。少有的几次聚会，他都不忘说自己的进步，已经可以写个单词的文章了，已经能流利的说十句对话了，已经……他几乎不再写任何东西，阅读虽然保持，只是慢慢偏向*史等一手素材。
春天，邹思聪进了考场。两周后，成绩出来：7.0。看到分数，邹思聪像磕了药的宅男，站在寝室阳台，对着天空大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据说操场都能听见。
望江校区的宿舍楼间隔也就五十米，对面立刻有人还击：“操哪个傻逼，都快一点了喊你妹啊”
于是一片“傻逼”、“神经病”的咒骂。
邹思聪喘了口气，激情澎湃地回骂：
“你雅思能考7吗？写作能考7.5吗？听力7.5你行吗？阅读8你行吗？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继续发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听邹思聪回忆，对面的宿舍再就没了声响。但我自己推测，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楞的，他们应该知道再喊没有意义，洗洗睡了。
之后，邹思聪把精力都投到了写作上，我有次去食堂吃饭，看见他从快递那里取了十几本书，放在旁边的塑料椅上，捧着饭盘傻乐。
我当时就觉得，完了，完了，他要脱缰撒欢，这下怕怎么也没法追上他。
果然。他关于*史的文章越来越有个人风格，《社会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报上已无毛主席》影响更广，关键在于，这些文章的叙事方式令所有人耳目一新：个人化叙事，以特别小的切口重组史料。这种新鲜灵活的文体，是邹思聪的创造。
要知道，这是在闭塞的环境里，他单枪匹马摸索出来的。
三
川大新闻系特色方向，一是舆论监察，一是符号学，我们的任课教师只有两人在都市报工作过，采编评讲台上的人毫无媒体经验，对互联网自然两眼一抹黑。而且不像北上广，也不比与业界关系的华科武大，成都的新闻环境非常闭塞，学生的实习都靠一点点投简历争取到。
幸运的是，学校扩招的太猛，管理顾不过来，给了学生自己玩的空间。从07级开始，几届新闻学生都有一些自己做的媒体，多亏了《常识》朱鹏景的串联，也有一个几个老师指导的，松散的读书圈子。
这些人有几个共同点：都办过杂志；都自费去过08年地震灾区；都被学校找过麻烦。
邹思聪办的第一个杂志叫《莫非》，电子版，出了几个月停了，接下来做《常识》，从“期刊”（一学期一本）拖成了“年鉴”（一年一本）。
他09年去了北川，被拦在现场外，声称自己是成都商报记者混了进去。芦山地震又第一时间赶过去，写了一点纪实发在网上。
被找麻烦是13年的事情，《常识》被上级教育部门指定检查，参与的学生连续几天被叫到行*楼，分别问话，写检讨，朱鹏景险些肄业。邹思聪也是其中之一，他非常愤怒，《常识》本来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横加指责？他愤怒、抑郁、高兴、骄傲的时候，都会写诗，于是那些天我们都被他平仄不分、勉强押韵的古体诗刷屏。
这事儿让邹思聪成为辅导员的心病。等到第二年，我们做的杂志因为一篇彭州石化的稿件被指定检查，辅导员第一时间以为是邹思聪做的，一个电话打过去，让他注意一下自己的毕业证。邹思聪异常委屈，又没法说实话，转头在《常识》的群里感慨：现在轮到他们危急，我们可要帮他们一把啊，谁都不要走漏风声。看架势又要作诗。
石化事情很快过去，和上一次《常识》一样，我们被学院里几个教授帮了一把，删去文章，做检讨了事。邹思聪大大缓了一口气，从此之后，他自诩“西南地区反动核心”
去了香港之后，南周成都站的雷磊和邹思聪写了一篇报道，关于川大网络监察队伍（“网络红客”）的报道，没有在《南方周末》发出来，后来转到《博客天下》刊载。文章出来，邹思聪补了一篇快意恩仇的文章《滚蛋吧，网络红客》，嬉笑怒骂学校里的往事，搞得我们所有人都盼着毕业：“哇，毕业了就是好，说话都这么痛快”。
但等我们都毕业了，才知道那种环境有它可贵的地方——稀薄但是永恒存在的压力，让一群人有目标聚在一起；悠闲的时光一望无垠，好像除了自由自在的读书，没有其他正经事可做；闭塞，疏远，让我们开拓自己的道路，贪婪地攫取外部的经验；缺乏引领业务的老师，我们自己总结、推导那些看似现成的“公理”，我相信，没有多少同龄人像我们这样，攒足了这么丰富的基础层次的失败。
远在香港，邹思聪总嚷嚷着寂寞。他轮番在《常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