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十周年｜成为一名记者意味着什么
编
刘敏付子洋乌图不觉
编者按
年1月2日，新年第二天，成都天阴。望江南门外的葭南茶室，人挤人挨着坐，矮桌上的茶水壶续接了四五次。十年过去，从常识“毕业”的许多人，都服役于如今的中国媒体业。这场对谈的参与者构成多元，有杂志的资深特稿记者，主流都市报的深度记者、调查记者，多年来扎根一域的都市报地方站记者，以及互联网公司员工。当然还有我们喜爱的徐沛老师。
这场对谈持续了2个多小时，期间大家表现出旺盛的表达欲。从新记者的成长指南，谈到当下舆论管控环境的变化。在具体的技术层面，我们讨论了记者“深度思维”和“突发思维”的异同——这被我们视为记者“争取做点什么事”的不同路径。在流量至上时代，算法和技术深度嵌入了媒体肌体当中，梁阿姨为我们提供了互联网公司员工的视角，“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又或者“新闻是一场生意”。
当然，话题的最后，免不了谈及身份认同。身处年的新闻业，我们究竟如何定位“记者”这一角色？在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之后，这个问题也更为突出地摆在所有人面前。
《总统班底》剧照
「新记者成长指南」：
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媒体环境？
年，我进南方报业前，已经在《常识》写了很多稿子，也在《瞭望东方周刊》杂志实习了近半年。正式从业之前，我写的都是所谓的“深度报道”，一篇稿子基本是六千字起步，开头都是“马尔克斯式《百年孤独》”——“多年以后，XXX准会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到了《南方都市报》之后，突然告诉我，一个事件，你字要写清楚，顿时觉得好难！当时整个人都崩溃了，真的是根本不会。
张一川（公長）：朱鹏景是《常识》的创始人，年毕业，现在是《南方都市报》高级记者。中国的媒体还是地方媒体居多，在座许多是在校生，首先想请朱兄介绍一下，如果要在中国从事新闻业的话，最有可能的一个工作状态是什么？
朱鹏景（埂上插秧）：我进南方报业前，已经在《常识》写了很多稿子，也在《瞭望东方周刊》杂志实习了近半年。正式从业之前，我写的都是所谓的“深度报道”，一篇稿子基本是六千字起步，开头都是“马尔克斯式《百年孤独》”——“多年以后，XXX准会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到了《南方都市报》之后，突然告诉我，一个事件，你字要写清楚，顿时觉得好难！当时整个人都崩溃了，真的是根本不会。
我现在带实习生，他们也是这样。都市报这种文体，我们经常叫它“八股文”，格式很严谨，导语我们限定字之内，网络标题30个字以内。有时候实习生经常也会整崩溃了，他不知道怎么样把标题浓缩在30字内，个字的导语如何把新闻点讲清楚。
现在的基层记者是什么状态呢？我的话，基本也算是有“十八般武艺”了，从报纸到网络、从普通小稿到深度都要写，视频也要自己拍自己剪，还要做新闻直播的主播。
我的操作方式，有电话采访，稍微复杂的就约见面。有的事情太简单了，家里掉个狗谁理你——没人理你，真的是没人理的！我现在基本原则是，至少这个事情要触及公共利益，不搭界的我是绝对不接、绝对不写的。
还有一类选题是跟*府打交道的，这是避免不了的。除了发布*府活动，也会发布一些重要的*策新闻。但是这种活动通讯类的稿子报社卡得很严，基本上不给过，这让记者跟报社之间有一定的矛盾：记者觉得发这种稿子，有利于跟*府部门、跟领导维系关系。老是不发，人家觉得你这工作不到位，但是报社领导觉得它没有任何价值。
“因为有些素材比较小，发文比较浪费，也没必要一稿两发。我们的人力资源就会问是不是骗稿费！谁骗你20块钱的稿费呢？干脆就只发视频。”
张一川：我觉得你可能是中国大多数媒体记者的状态，朱兄你对自己工作的定位是什么呢？记者到底是干什么的？
朱鹏景：我刚毕业前一两年，很有新鲜感，过得很快活。当时我在报社也做过很多监督性的深度报道，每周一的报纸必须要发调查类的大稿。我到珠海前两年，监督类报道还算很多的。南都这种媒体在地方不怎么受欢迎，因为也监督领导干部，很影响对方的乌纱帽。后来整个舆论环境发生了变化，发现以前重磅监督的新闻都做不起来了。应该有三四年，我内心非常矛盾，非常失落。我刚去的时候，记者站有将近20个记者，大概四五年期间就走了一半以上，死的死伤的伤，有主动离开的，有得癌症死的。我感觉这个行业作息不规律，得病的概率很高是真的。说起来都是泪。教训也是非常惨痛的。在我从业这七八年的时间，身边有三个患癌的记者，全都是30岁，惶恐的很，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
刘敏（熊阿姨）：年我在现在这家杂志实习时，我们可以写关于王立*的《铁岭往事》，内容涉及打黑，*治斗争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可以争取的报道空间，现在是肯定做不了的。现在编辑部对选题的阉割越来越强，我去年上半年写了*庄妈妈，讲北京很多中产阶级的母亲，因为每天送小孩学奥数而狂躁焦虑，这篇其实是在写北京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
因为现在全国都不允许公开招考好学生、选拔好学生了，所以北京各大学校也是完全在利用这套氛围招录好学生。教委也默许北京一些中学跟奥赛班合作，招收奥赛班竞赛的一等奖，这导致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母亲每天疲于奔命。这个稿子不是审丑，不是去讲一群妈妈多傻，每天送小孩上3个奥数班多功利，是讲如今的教育条件下，她们不得不这么做的深层原因。但这篇稿最终还是因为不够积极被毙掉了。
前几天我在做的一个内蒙古枪击案，一个林业局的干警开枪打死了两个副局长，还伤了三个警员。我们前两天就得到消息了，但给当地官方打了两天电话没有回应——只有采访到官方才能发，不回应就发不了。后来新京报发了出来，我们就讨论这个事情要不要过去采访，正在犹豫的时候，新京报的消息存活了十多分钟就被删了，随后我们就收到了禁令，特别快，我们都还没有发什么内容。
潘俊文(沙丘）：现在做国内新闻，要推动一个公共事件很难，推动对一个冤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