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买书
*亚雄
我在此口出狂言：“我在四所学校教过书，又教了二十一年书，与我同事的教师不说上千，也有两三百。在读书与买书这两件事情上，无论那一项，说我是这两三百同事中第二多的人，没人敢说第一。”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自惭形秽，比起那些真正的读书人，不及他们的千分之一，简直无地自容。
记得在阅读对我影响很深的一本书《非常道》（余世存编著）时，看到里面一则关于孙中山先与几位日本的朋友一起闲聊，犬养毅问孙：“阁下平生的爱好是什么?”孙中山毫不迟疑笑着说：“本人平生爱好有三：一革命、二读书，三女人”。
中山先生的这三大爱好，除去革命我不爱之外，其他两项，老夫也爱。只是爱女人这方面不敢像中山先生那样实践，娶几个妻子。据说他在日本娶了一个日本女人为妻，只是因为他更爱革命，只好舍弃日本妻子去干革命了。我爱女人，只是空想主义，胆小如鼷，不敢跨越雷池一步，否则内人饶不了我。即使不离婚，整个家庭也瘫痪一半。
爱女人之事只能停留在心里嘴上，但读书之爱，内人是我的坚定支持者，尽管偶尔她会来小女人气，看到我买那么多书有些怜惜家里的银子，唠叨几句。
话得圆回来，其实我还没有像中山先生那样酷爱读书，只是停留在邝海炎先生论及的普通读书人那一层，每年读二十本左右的书吧。
虽然每年只是读这么点书，但给我的收获还是很丰硕的。
真正走进书的世界，不再为名利而读，的确是在参加工作之后。求学期间，读的书九成都是为了考试，剩下的一成，也没读多少本好书，更多是垃圾书，自己中了*还不自知。当年在师专求学时，《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风靡一时，我居然把它当做宝来读，读起来令我的荷尔蒙直线上升，激情四射，太涨中国人志气了。认为咱们中国的确到了该对美帝、日本*子、西方敌对势力好好说不的时候了。幸好，那时穷，只是借了别人这本书读，没有买，否则被宋晓*之流割了韭菜而不知。
不过，那时也有种极度渴望读到禁书的欲望。总以为，没有反对的声音，又怎么能令我清楚地认识世界呢？跑到图书馆去寻找那些曾经出版发行又因现已鲜为人知的事件被禁之书，找到了几本书的借书卡，当时非常亢奋，没有想到图书馆里还有这些书。但这种亢奋马上就被一抔冷水给冷却了。走到借阅处，拿出借书卡递给图书管理员，他们一看我的卡片，立马告知我说没有这些书了。郁闷至极，偌大的一个图书馆，连几本禁书都容纳不下。
禁书是不可能从图书馆借阅到，但我对禁书的渴望之心仍旧在涌动着，一旦遇见机会，绝不放过。然而，真正令我过了一把阅读禁书瘾却是在离开师专后的第六年了。这时间也太长了。
没有禁书读，不等于没书可读。但在师专那三年里，虽然经常泡图书馆里的阅览室，也没读过几本像样的书。像我这等后知后觉之人，读书有时候还真需要他人帮自己指点一二才行，而那时几乎没有哪个老师会推荐一些书籍给同学们。我只能在茫茫的书海中去寻找一些可读之书读，但至始至终都没有读过几本像样的书籍。除去一本纪实文学作品《落泪是金》还记得外，其他的书到现在也几乎连书名都全然忘却了。
幸好，那时有个多少好书的室友，经常阅读一些书籍，特别喜欢看《南方周末》以及收听美国之音。那时自己无知得很，拿着教材给予我的那套思维思想同他争论一些*治话题。因为无知，所以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说得不在理，沾沾自喜，仿佛真理在手一般。当然，室友也不可能被我说服，各自保留观点，求同存异，不伤感情这点，现在想来当时还真如此。
后来，到社会上谋生，有了自己的一份工资可以买书看报。想到室友那时爱看的《南方周末》，为什么他那时这么爱看《南方周末》，而我几乎不怎么去瞧这份杂志，嫌弃这份杂志广告太多呢？要不自己也订阅一份，看个究竟，到底是一份什么报纸能让室友如此痴迷，几乎每期都要从报刊亭购买。
当我慢慢地走进这份报纸时，我的思想开始慢慢地发生裂变。至今我都记得这份报纸上写的一篇批判教师职称制度的文章，说这职称制度是相当大的腐败制度。联想到自己所见到的职称评定中那些事那些人，发现文章的作者所言乃事实所在，其分析逻辑同样值得称道。
这份报纸仿佛为我进入真正的读书领域打开了一扇门。正好那时，我的一哥们又开了一家书店，每次进城或者回家都必须到他店里转几圈，看到有好书，哥们打个最低的折扣，价格若是能承受必定购买。
上面提到的那本余世存先生的《非常道》正是哥们书店购买的。当我翻阅这本书时，就被其短小历史故事所吸引。许多历史教材上出现的人物，原来还有这般模样，改变了我对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些历史人物绝非是教材描述那样非黑即白的脸谱化人物，如李鸿章，哪里是什么卖国贼呢？
一本好书，就是一位良好的导师。《非常道》这本书当如是。
因为有了这位导师的启迪，我的思想越发裂变，不可逆转。这本书为我探寻历史的真相仿佛点燃了一盏灯，后来又陆陆续续地购买了余世存先生的《非常道2》《中国男》《家世》《立人三部曲》等书籍。
自然，我读书的欲望不可能止于余世存先生之书。一方面每年花上几百元乃是上千元订阅杂志报刊，如《读书》《书屋》《天涯》《书城》《南方周末》等；一方面又到书店广泛搜罗书籍，购得许多好书，如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陷阱》、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秦晖的《问题与主义》等等。
我记得在年的暑假，专门跑到郴州的几家书店去淘书。在一家书店居然淘到了供内部发行黑色系列的回忆录，如《张国焘回忆录》《苦笑录》等。一整套书我全都买回来了，花了我三百多大元，那时每月工资也有千来块。
购买书后，准备回家。一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要我顶替他因购买了一台空调送桂林三日游，去桂林旅游。身上只剩下98元钱，本不想去，奈何抵挡不住朋友的劝说，自己买的一大包书也跟着我到桂林三日游了。
年秋，我来到现在就职的这所学校，见到学校很多同事都在上网，不像以前的同事那样要上网得到网吧去才行。于是我从前面提及让我去旅游的那个朋友那儿借了一台笔记本，再从同事那拉上网线，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网络生活。
既然有了网络，寻找电子书籍必然成为我网络行走不可或缺之事。那时，许多网站的创建不需要备案，这给思想传播带来了一定的便利。虽然相当一部份网站最终逃离不了被关的遭遇，但终究能在互联网上存在一段时间，而我正好利用了这段时间，疯狂地从网络上下载书籍，特别是那些禁书。现在若还想在网络上找到这些书籍并不是说不可能，但其难度大大增加。
有人言：“天下第一乐事，莫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虽然我并不觉得读禁书乃天下第一乐事，但其快感是不言而喻的。毋庸讳言，老夫在读高中时就已经接触过N本与性有关的禁书。当年文革时期的那本被称为“天下第一禁书”《少女之心》就是那时读的。因为那时泡过录像厅，看过很多成人片，再读这本书便没有激起太多的欲望。至于那些纯属夸张式的性描写的书籍，翻了几页后便索然无味。现在偶尔在网络上也会看到类似的文字，说真的，连看的半点欲望都没有，只是一扫而过。
我在网络上下载过来的禁书，当然不是这些描写性的禁书，而是那些我不能说得太直白的书籍了，如《***是怎样升起的》《晚年***》《***私人医生回忆录》《鲜为人知的***》《枭雄与士林》之类的。像这样的禁书，从某种角度讲，它们只是提供给了我另外的参考信息，我不可能完全认可他们所言的就是历史的真相。章先生说《鲜为人知的***》只能当做小说看，而傅国涌先生却认可书中所写。孰是孰非，我更倾向于章先生。当然，我没有仔细研究过，只是凭直觉这么以为的。
除去阅读禁书之外，我还与一些书友建立了联系。通过与他们之间的交流，我对书的品味有着明显提升。更值得我道谢的是部分网友还赠书给我，如薛友群先生，知道我喜欢鲁迅，想拥有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却因囊中羞涩不敢下手购买，硬是给我邮寄一套过来。其实薛先生并不喜欢鲁迅，他给我寄《鲁迅全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不仅他送书给我，还有好几位，如乔衍先生、杨赢先生等。当然我也会赠书给朋友，曾经就将毛喻原先生主编的民间刊物《汉箴》的某一期赠送给了几个朋友。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也是起码的人情。
网络让我与书友取得了很好的联系，而且还能让我阅读禁书。这些的思想转变不得不说，网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不过阅读电子书，我总以为没有阅读纸质书那么能更好地传递信息，那么有趣有劲，而且电子书没有书香味，更不消说收藏价值了。即使是现在可以用手机阅读电子书，还可以旁批，我依旧觉得如此。除非找不到纸质书，我现在是极为不乐意看电子书。看久了，对我这上了年纪的人而言，有些吃不消。看看某些个别的文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