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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虎和便衣导演耿军的鹤岗宇宙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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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倪伟

导演耿军的新片《东北虎》获得了上海电影节的最高奖金爵奖,这个自称“寒带导演”“便衣导演”的男人,以及他身后的鹤岗故事正在被人瞩目

“说我是东北导演,不如说我是寒带导演,范围能稍微扩大一些。”耿军摸着光头哈哈大笑。被他一同归为“寒带导演”的,还有他喜欢的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和芬兰的考里斯马基。

耿军的第四部“寒带电影”长片《东北虎》于1月14日上映,入行20年,这是他的作品首次登陆院线。《东北虎》里依旧是他的老家鹤岗,依旧是边境小城的冰天雪地,依旧是几个失败者的故事。不过这次,他将视角从无业游民转向了小市民。

荒废、悲伤、黑色幽默,这是耿军现阶段作品中的显著情绪。与耿军有近20年交往的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耿军的电影充满人物之间的互嘲,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冷漠的基础上的。《东北虎》的编剧刘兵说,冷漠、互害背后却总有温情。耿军把东北的幽默基因与后工业时代的迷茫嫁接在了一起。

《东北虎》剧照:马丽饰美玲。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去年6月,《东北虎》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拿下最高奖最佳影片金爵奖,之后,耿军连续三周都在参加各种庆功宴,经常在椅子上睡着。好几次半梦半醒之间,他跟身旁的编剧刘兵说,“好生活啊,都是幻觉。”

他意识到,创作需要“大面积的平静和空白”。现在,大奖在握的他依然没觉得自己融入了这个行业,“到了四十多岁,融进哪儿、混进哪儿这件事,其实没那么刺激了。最有兴趣的可能是持续地能做作品。”

被困住的东北虎

《东北虎》的故事要从十年前讲起。十年前的大年初二,耿军在鹤岗车站遇到朋友徐刚,徐刚寄养在别人家的狗被吃了,他正在等车去新华镇报仇。耿军清晰地记得,徐刚当时穿着一件黑色旧夹克,夹克的毛领起了球,肩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正是走亲访友的日子,一个中年人却为了一只狗去复仇,非常荒诞,又有些林冲风雪山神庙的况味。

那种味道立刻勾住了耿军,他很快就把这件事写进了剧本,这就是《东北虎》的前一半。他的创作往往都是从这种具体的人物和画面出发,不断伸展繁衍,直至形成整个故事。

电影里另一个有关讨债的人物,也跟徐刚有关。徐刚干过铲车,但总是收不回来钱,有好几年春节,耿军都跟着徐刚去要账。他还记得那个公司的楼道里站着的全是要账的人,会计一来,所有人就“嗡”地涌上去,但欠钱的老板确实没钱。这种欠账、讨账循环往复的生活,成了他们的日常。

除了为狗复仇的男人和被追债的男人,《东北虎》里还有一个独自侦查丈夫出轨的孕妇。他们都是动物园里那只东北虎的“分身”。东北虎过十九岁生日的时候,市电视台还特意播送了新闻。喜庆的另一面是悲伤:它已经被困了整整十九年。而主角们也因为债务、仇恨、婚姻危机而被困住、被套牢,无法挣脱。这来自耿军的现实感受,“我们都是被困的人,这就是这个人生阶段要面对的东西”。

这十年间,他的电影事业逐步有了起色,陆续在中国台湾金马影展、圣丹斯电影节上收获肯定,电影技法也越发纯熟。年,他正式启动这个电影,当年11月到年1月,《东北虎》在寒冷彻骨的鹤岗拍摄完成。扮演徐刚那个角色的是演员章宇,马丽饰演他的妻子,徐刚自己也出演了角色,一个精神病诗人。

耿军。

章宇见耿军之前,先看了他的前作《轻松+愉快》,他问耿军拍了多长时间,耿军说拍了50多天。章宇说,别的导演20多天就能拍完。耿军说,我比较笨。章宇笑了,我也笨,这个节奏好。《东北虎》拍了整整60天,期间经常会短暂停下来想,导演、编剧、演员凑在一起,一琢磨就是半宿。章宇感叹,创作环境太奢侈了。

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新导演身上,已经拍到第四部长片的耿军,却依然经常面临这种卡顿,他归结为缺少专业训练。《东北虎》开拍前几天,他还突然慌了一下,感觉自己啥都不会了。“我到今天还不会按电影学院文学系那样的流程写剧本。”耿军说,专业的方式是先有故事梗概,再写详细的大纲,然后填充内容,而他自己还是上手就写,也不知道最后会写到哪个方向,所以废稿极多,用时漫长。

“我的笨拙还是很明显的。”耿军说,“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以特别专业的方式进入一个电影,还是以普通观众的方式看电影”。

这已经是耿军成为导演的第20年。中专出身的他,一直被称为“野生导演”,他称自己为“便衣导演”,总之不在体系之内。“我没感觉自己在体系内,我们跟行业做的是同样的事儿,但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得奖半年了,情况也没多大变化,趁着得奖的热度认识了不少影视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都来问新项目,但会不会投钱还不一定,因为行业冲动已经消退。

不论从奖项的肯定,还是拍摄条件的成熟,或者与专业演员合作,《东北虎》都是耿军导演生涯的里程碑之作。

张献民认为,《东北虎》最大的突破,是耿军将视野从无业阶层转向市民阶层,物质生活和家庭生活相对稳定。而他的黑色幽默一以贯之,从无业阶层的互嘲变为市民阶层的互嘲,“我首先认为这是创作者指向自己的嘲讽,对自己的生活或存在方式的一种无奈”。

宿命的、悲观的底色

编剧刘兵对耿军电影最初的印象是“生动而有趣”,充满来自生活的热腾腾的细节。这最初的印象来自耿军年的长片处女作《烧烤》,影像非常粗粝,一共只花了元。“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里讲述底层的故事,人物塑造得都很生动,都是来源于现实的生动内容。”刘兵说。

耿军早期作品都是类似的风格,既是因为生活中比比皆是鲜活素材,也受到当代小说和DV独立电影潮流的影响。在北京晃荡的前十年,他见证了DV时代的到来,这是个转折性的巨变,拍电影不再需要经过制片厂。一时间,大量独立电影和纪录片涌现出来,吴文光、杨荔娜等掀起DV纪录片热潮。他看了很多独立电影的放映,在电影组织“实践社”的放映中,对一些故弄玄虚的实验电影起了反感,更坚定了以后要好好讲故事的艺术立场。

拍《烧烤》的时候,他还是个晚报的广告员,他陆续在北京做过速冻饺子推销员、宾馆服务员等职业,从未接近过精英阶层的世界。在鹤岗,他最初的十几年在父母和学校的“放养”中过得很快乐。年中学毕业后,他在中专学了两年俄语,打算毕业后去做俄罗斯边境贸易,但毕业时对俄贸易形势就不好了。那时他听摇滚乐、读小说,留起长发,成了无所事事的文艺青年,并且对电影产生了兴趣,在市图书馆看到刘恒剧本集,被《秋菊打官司》《本命年》等剧本吸引住了。

《东北虎》剧照。

为了与电影发生点关系,中专毕业那年他就写出了第一个剧本。当时身边有个朋友杜春峰因为喜欢黑豹、唐朝乐队,要去北京搞摇滚,年,耿军跟他一起到了北京。杜春峰后来成了耿军的录音师,合作至今。耿军直接拿着剧本去了中戏、北电,碰了一鼻子灰,不过北电的老师告诉他可以来旁听。他一边打工一边在电影学院旁听了三年,那时学校非常开放,大课都可以蹭,他一直觉得自己欠着电影学院的人情。

在年专职搞电影之前,他在北京做了12年各种其他工作。北漂的日子并不全是苦涩。在西郊宾馆当客房服务员时,他一个月能赚将近一千元,那是年,而且住宿都不用花钱。他差点就沉迷在“财务自由”中,幸好宾馆及时开除了他。然后他跟人合伙在南城开了个台球厅,把攒的钱亏完了,又去晚报当广告业务员。最终还是死亡的恐惧唤醒了他的电影梦,年,他在一次雪夜暴走之后得了肺结核,大口咳血,担心一事无成地死去,终于决定要抓紧时间拍电影。

在老家养病期间,他找到两个当地做婚礼录像的人,带着DV机给他当摄影,拍了短片《山楂》,遭到了朋友们无情的打击。第二年他拍摄了长片《烧烤》,原型故事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两个没钱回家的男人绑架了一个陪聊的女性,其中一个人爱上了她。他找了两个摇滚乐手和一个女群演,在京郊的一个小院里拍了出来。第一次在北师大阶梯教室放映的时候,他误以为观众的笑声是嘲笑。

年,首届北京国际DV论坛在北京举办,他的第二部短片《散装日记》获得剧情片优秀奖,拿下大奖的是万玛才旦和韩杰。那次论坛让他认识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师张献民。后来张献民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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