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上海，与敌人合作的形式各种各样。主动合小编，是指那些直接加入敌方阵营、甘心情愿地协助敌人压迫百姓和搜刮当地财富的人。被动合小编，是指那些或多或少默认现状、以个人的能力留在战前负责的领域内继续参与日常事务的人。实际上，要分辨这两种人并非易事，就如在战后法院进行清除合作分子的审判时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难以判断的疑惑。因为被动合作可被视为机会主义的伎俩，也可被看作是单纯的求生本能，两者都带有妥协的打算。与敌合小编迎合了日本人的需要。合作的形式根据东京和日本军方的指令不断变化，也根据日军在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和战争进展状况作调整。
日本占领初期，日本人把中原数省和上海当成次要地区，因为鉴于这些地区和华北的情况不同，日本还不急于把他们纳入日本帝国的范围。从年起，日本政府的政策转向了：它打算建立一种依附于东京的而且能够被中日双方接受的合作关系，而且使这种合作制度化和合法化，用于负责管理沿海地区，与重庆的蒋介石政府抗衡。但是这项计划毫无结果，于是日本人决定强化他们自己的占领势力。直到年末，日本人才在已被政治和文化精英抛弃的上海找到了第一批合小编。
由于缺乏市政办事人员，负责占领区民间事务的日本特务部只得去台湾招徕几个恶棍到上海市伪政府里充数。同时他们游说了当地的二十来位大企业主来捧场，旨在成立上海市民协会，重新启动政治活动。但在国民党特工暗杀了其中一位企业主后，其余的都惊恐万分，这个计划也因此流产。最终，日本人几乎只能指望在那些军阀时代就过时的老政客，一批既无声望又无权威、自年国民党执政以后就完全游离中国政治生活之外的人。
年间，上海市合作政府拥有的唯一的名人是傅筱庵，前总商会会长和银行家。他因反对蒋介石而于年移居东北，此时坐着日本军用货车来到了上海。年，汪精卫在和蒋介石发生冲突后离开了重庆，试图投靠日本人。作为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汪精卫归顺日本，使得汉奸的队伍得以重整旗鼓。和贝当元帅一样曾经有过辉煌时代，汪精卫（～）头上笼罩着长期革命生涯赢得的威望的光环，他追随孙中山，和蒋介石关系复杂，曾多次利用国民党左派的支持挑战蒋介石的权威。被日本人任命为伪中央政府的首脑，汪精卫于年5月到达上海。
他拉了两个政治盟友一起叛变，一个是周佛海（～），曾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随后投靠蒋介石，成为国民党主要理论家之一[32]；另一个是陈公博（～），也是投靠国民党的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蒋介石政府的前部长。年，陈公博担任上海市市长，在这个位子上待了四年，后被周佛海取代。姑且不论他们在政治和学术方面的能量如何，这些重庆政府的叛徒在上海倒没有遇到什么竞争对手。年9月，褚民谊（～）投奔他们而来。
褚曾留法学医，回国后在姐夫汪精卫的庇护下供事于国民党内。他投敌后被南京汪精卫政府任命为外交部长。年，褚民谊与法租界当局谈判收回上海租界事宜时，法方非常赞赏和肯定他的能力。中国的精英分子中投敌变节者甚少，使得汉奸和他们的主子日本人转向冒险家、秘密社会和犯罪团伙中发展势力。正是这帮歹徒充实了市行政机构、伪“人民”委员会和76号的政治警察。杜月笙出走香港削弱了帮主对青帮的掌控，给各堂口的堂主留出了空间，许多人都为日本人效力。
曾经以民族主义为本的秘密社会越来越被汉奸势力所吞噬。从这类演变中可以看到一种迹象，“以意识形态薄弱、而组织结构严密为特征的帮会团伙适应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的能力特别强”。新的秘密帮会分子完全没有其前辈人的那种儒家式的礼仪的约束。常玉清，外号常二吨（这个恶棍实际只有公斤），屠夫出身，苏北青帮的头目之一。年日本人在短暂占领闸北期间就曾利用过他。年，日本人叫他重新聚集黄道会的千余名打手。几个月后，该会更名为安清会（亦称安庆会），公开宣称为青帮的传人和继承者。
常玉清和他的追随者是南京政府对抗国共两党锄奸行动的反恐工具。他们驻扎在虹口的新亚酒店，把酒店的浴室改变成行刑室。这些杀手都是职业犯罪分子：谁给钱就为谁干。汪精卫及其同党则不然，其卖身投靠日本人是经过政治上深思熟虑的。对衰弱不堪的中国军力的失望，对统一战线以及共产党人操纵统战的仇恨，汪精卫一伙把他们的希望建立在与日本人合作的基础上。对他们来说，拯救国家不一定要靠国民党重庆政府所主张的那种殊死抵抗，而应该寄希望于“一种合理的和平”和加入东京宣传的“东亚新秩序”。
在他们看来，这种政治选择符合孙中山的理论，因为孙中山在逝世的前一天还在继续提倡“大亚洲”范围内的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他们长期服务于国民革命和国民政府的资历，汉奸首脑们自以为他们和蒋介石一样有权利决定中国的命运。自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政权经历了多次宗派冲突。蒋介石执政的合法性经常被挑战，国家政权虚弱。好公民并不是那些遵纪守法的人，而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尽力而战的人。
踌躇不定、对忠诚的词义理解上的混乱可以对存在于重庆和南京以及重庆和上海的政治人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做出解释，这些关联也使得抵抗运动和投敌合作之间的界限变得更为模糊不清。中国合作分子所谓的爱国主义令人想起法国维希分子的论调。不过，和维希分子一样，他们很快就失望了。日本人并没有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合作伙伴，而只是将他们认作附庸，没有给予任何经济援助，让他们自生自灭。因此南京政府和上海特别市政府只能靠敲诈勒索为生，利用76号特务组织从位于他们控制的上海西区的赌场、大烟馆和妓院里大肆搜刮钱财。
汉奸的形象等同于邪恶和犯罪。面对国共两党有组织有系统的暗杀活动，汉奸们展开反暗杀行动，主要手段就是暴力。上海的外国租界变成了一个没有硝烟、但充满着恐怖气息的战场。自古以来的以牙还牙的规则在这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银行家对付银行家，出版商对付出版商。”对立的双方中只要其中一方杀了人，对方就立刻以杀人作为报复手段。投敌分子们没有能力对付租界内那些高质量的报纸，就委托76号特务组织暗杀新闻记者。
在他们决定处决的人员黑名单上，仅年间就列有七名外国记者和80名中国记者。暗杀风潮此起彼伏：年六名记者遇刺，年到年间20名被暗杀。即使报馆都俨然成了堡垒，也难免越来越多的袭击。恐吓邮件携带着被砍断的手和手指寄到报社，被害者的头颅被悬挂在路灯下示众，或被扔进路边的排水沟。针对银行家和其雇员的反恐怖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租界的金融活动。因为自年后，国民政府的机构仍留在租界内。
尽管南京政府强制发行了中央储备银行的新货币，但重庆的货币仍在租界内流通。此时，个别谋杀变成了集体杀戮，袭击变成了轰炸，暗杀小组演变为城市游击队。年3月21日夜间，为了报复中央储备银行的被袭击，76号特工闯进中国银行的职工宿舍，挟持名雇员为人质。汉奸以暴制暴的行动使得租界提供给中国抵抗运动者的有限保护越来越成为泡影，这个一碰即碎的庇护所最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消失了。通敌分子有了新的更大的活动天地，国共两党在上海的组织进一步衰弱。
结语
鼓吹东亚新秩序的宣传铺天盖地，居民们也只得屈服于残酷的现实。然而，尽管日本人做了一些象征性的举动，比如把租界归还给汪精卫政府等等，但汉奸在他们的后台日本主子的眼里已经失去了可信度。受挫折感和罪恶感所折磨，汪精卫和他的同伙暗中加强了和重庆的秘密联系。然而敌对双方实力较量的结果最终抹去了空洞的言辞。面对日军因战争的失利而加强的军事攻势，贪生怕死的投敌分子散布各地，但他们只是屈从无法逃避的现实而已，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抱着单纯的求生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