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助力白癜风康复 http://m.39.net/pf/a_4508354.html朱天元/访、文
译者=董子云
历史学家之间有一种无言的默契，书写历史意味着深刻地介入现实。每一位历史学者都生活在自己研究对象所投下的长长的阴影之下，他们用写作与批判的方式与自己的研究对象生活在相同的时代，目睹他们情感中的伟岸与卑怯，赞美他们的崇高并为之扼腕。爱德华·卡尔对历史学家的使命有着判词一般的定义：“伟大的历史，恰恰实在历史学家对过去时代的想象为他对当前各种问题的识见所阐明时才写出来的。”对那些深深镌刻在人类精神成长史的历史事件之中，我们一遍又一遍重复地写作与阅读，往往看见的轮廓是属于自身所在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就属于这样的时刻。托克维尔赞颂大革命“引发法国革命中伟大行为的热情、勇气和爱国情操的来源。如此景观虽然短暂，却是无可比拟的壮观”，却也哀叹革命后的法国依旧在革命的激流中挣扎，新的民主通常意味着另一轮的专制。历史学者对于大革命的种种研究、以及不同面向的呈现，也成为法兰西民族共同的民族记忆与认同的源泉。历史学家沟通着过去与现代，但是彼此呈现的历史记忆却经常大相径庭。
出生于年的卡莱尔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史》宛如第三等级的天启玄思，他哀叹法兰西伟大人物的消逝如同剧场灯火一般地熄灭，大革命犹如一场夹杂着恐怖与宗教情感的最终审判。在民主时代写作的米什莱则把大革命看作一场民众自导自演的民主史诗，他渴望唤醒逝者的灵*同时希望从中提取属于大革命的时代的养分，书写以“自由”与“十字架”作为主体的法国史。四分之一世纪后的自由派立宪主义者泰纳则在《法国大革命史》中着力展现革命所呈现的恐怖的病态，他把革命视作一场荒谬的疾病，源头则来自卢梭与雅各宾派桀骜不驯的心灵，直到泰纳的时代，法国依旧在幼稚与疯狂之间摇摆，最好的体现则是巴黎公社。大革命孕育了现代法国，而它的儿女却未必愿意承认这位多面的母亲。
战后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开始告别孔德的实证主义与兰克史学，*治史与英雄们的丰功伟绩，不再占据历史学者的视线。以写作涵盖一切人类活动的历史为志向的年鉴学派，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