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发表是大多数高校教师作为学者的必然目标，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顶部学术期刊长期处于“僧多粥少”的局面，一些“核心”期刊更愿意向专业领域内的“头部作者”约稿，且多为热点选题，甚至对投稿者有着奇怪的歧视性要求，比如：“第一作者须为副教授或副研究员以上”，“第一作者须为双一流高校教师”，“论文须为省部级及其以上的课题基金研究成果”。学术发表演变为某种意义上的买彩票，概率低，并充满随机性。被一般的期刊拒绝，却又可能被较好的期刊接受，同样的文章，加了某个作者或通过某个途径和编辑部沟通却又可能更容易刊发，或提前刊发，不至于因为审核时间过长而错过考核期。
仲伟民，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
仲伟民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以下称《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在此之前，年至年，他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编审、总编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常务副主编。在国内学术期刊中，高校学报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相比于国外也有更大的规模。高校学报一般以学校校名命名（或使用学校简称如“复旦”《复旦学报》、“南开”《南开学报》），分设自然科学、医学、哲学社会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等版。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报与综合性学术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学科专业性期刊（如《历史研究》《文学评论》《经济研究》），以及正在发展中的学术集刊共同构成主要的几种文科期刊。
在专访中，仲伟民回顾了国内学报的历史，以他所在的《清华大学学报》为例谈学报的工作日常，并探讨了当下青年学者的学术发表，“我们不能只看到青年学者发表论文难，也要看到当下的学术市场实际上很难提供很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采写
李永博
01
从学报的历史说起
新京报：高校学报占据了中国学术期刊界的半壁江山，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独特现象。实际上，国外学术界并不存在如此规模的学报体系。你之前曾对此做过研究，可以简单地介绍学报这种学术期刊的由来和历史吗？
仲伟民：大学学报是由高等院校主办的定期出版的学术性期刊。中国现代学术发端于20世纪初，之后逐渐取代传统学术，而学报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的一期《清华学报》封面。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早期学报中，有三种特别值得一提。东吴大学主办的《东吴月报》，这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年创办的《清华学报》是中国第一本冠名“学报”的学术期刊，对“学报”的功能和宗旨作了最早的定义，明确了高校主办以及学术性这两个核心要素。而创刊于年的《北京大学月刊》，文章学术性强，除研究古典学术外，还是推广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基地，最具有大学学报的形态和特征。
早期学报比较注重校际交流，后来学报逐渐倾向于为本校服务，比较而言，前者更具备学术期刊的本质属性。另外，早期学报办刊的主力都是本校学人，比如《清华学报》，教师可担任主笔、编辑，学生亦可兼任编辑和经理，这看上去不可思议，效果有时却非常之好。
到“抗战”爆发前，学报增加到近百种，并逐渐从文理综合发展为文理分刊，编辑出版渐趋规范化。但“抗战”爆发后，学报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大多数学报停刊，至年前夕，全国仅存学报不足30种。年代初，中国陆续创建和恢复了一批学报，但随后很快受到政治运动影响，直到年之后才陆续回到正轨。
近四十年的学报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年到年，大学学报主要集中在办学历史较为悠久、科研实力较强的名校。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基本上还处于恢复和发展阶段，还是以精英教育为主。到80年代末，综合性学报的问题开始显现，大学学报学术交流的传统功能开始萎缩，一批专业期刊的创设加速了部分中小学报与学者的疏离。
从年开始，学报突然大幅度扩容，至年居然达到种，占全国社科期刊总量的2/3以上。年开始的学报大扩容，基本确立了“一校一综合性学报”的建制，只有名校才拥有学报的格局被彻底打破，名校学报的数量几未增加，而一般院校均拥有了自己的学报。
期刊《文史哲》《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封面。
一方面，大学学报在当代学术发展中继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许多学术前沿问题、热点问题的讨论都由学报发起或有学报的重要参与，比如《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起点就开始于《文史哲》发表的“两个小人物”的文章；而年代初开始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大辩论，则是缘起于《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
另一方面，年以来新创刊的近千家大学学报中相当一部分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由于定位为综合性学术期刊，因此始终缺少优质稿源和稳定读者，结果是学报数量虽然激增，学术声誉却大大下降，学术界对学报批评的声音也就变多了。
02
以《清华大学学报》为例的
审稿流程、时间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1期封面。
新京报：你能简单介绍一下，大学学报的论文审稿的大致流程吗？
仲伟民：普通读者以及很多作者，都不太了解具体的论文编辑以及发表制度。就《清华大学学报》来说，我们采用“三审三校制”，同时设立了一个专门投稿的平台。作者投稿之后，就会进入这个系统流程。
论文审稿大致有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由各专业的编辑分头初审稿件，比如历史学的编辑，专门看历史学的论文。因为学报人员编制少，因此编辑分为全职和兼职两种，一般都有博士学位。在初审阶段，我们给编辑的要求是适当放宽尺度，编辑只要认为文章的选题比较有价值，论点和论证基本能成立，就可以提交二审或复审。通过初审的稿件，由副主编复审。复审通过的稿件，由主编终审。最后一关，是安排外审，请学科的专家给出最后意见。为了避免人情关系以及身份性歧视，我们采取是双向匿名评审制度。
新京报：作者在学报的平台上投稿，直到论文正式发表，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仲伟民：就《清华大学学报》来说，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因为来稿量非常大，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有限；另外，我们也无法约束外审专家的时间，只能建议他们在某个时限内返回。但是有些专家可能实在太忙了，比如我们要求20天返回，但可能40天、50天也没有返回，编辑只好不断催促。
我们每年的来稿量非常大，编辑部积压的稿件很多，决定发表的文章往往要等较长时间，某些学科的文章可能要等两年以上。我们努力解决好这些问题，经常和作者联系，只能延后发表的文章，我们会通知作者，希望能取得作者的谅解。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作者也会选择继续等待，因为如果撤稿，选择其他期刊重新投稿，那就需要再走一遍编辑部的流程，耽搁的时间可能更长。客观情况也是权威期刊待发表的文章等候时间普遍较长，因为好期刊学界认同度高，作者愿意等，而且越好的刊物返修的次数和时间越长。
对于绝大多数的核心期刊来说，从审稿到发表的周期一般在半年以上，这是很常见的现象。我原先在《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任职，这类顶级的专业性期刊的审稿周期往往要一年以上，发表出来往往要两年或更长的时间。
《中国社会科学》年第6期封面。
以我自己为例，年我和学生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一篇论文，实际上这篇论文是年开始写作，期间反复修改，历经6年时间才写完。《中国社会科学》的审稿制度非常严格，我们投稿之后，编辑部至少请了三位外审专家，前后修改了五六次，其间又花费了两年时间。好文章的确是要花很长时间打磨，你自己认为写得已经很完善，但可能与审稿专家的实际判断有距离，或在写作范式等方面不一定和投稿期刊相符，因此文章需要反复修改，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年轻朋友对此需要有心理准备。
新京报：你之前提到，整体而言国内高水平的论文太少，大多数学术期刊往往没有好稿件可以发。但另一方面，全国最好的论文又全扎堆在高水平的核心期刊，像你主持的《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常常遇到大量稿件堆积的情况，你怎么看待学术成果与发表的严重不均衡？
仲伟民：高水平论文向高水平期刊集中，是学术界的正常生态，而不能看作是一种非正常的现象。我们需要承认，学术期刊在客观上水平参差不齐，学术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导致了这种现象。
对于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目前学术界及管理部门在破四唯、五唯的政策主导下，对“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的争议比较多。但我认为“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有了“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的整体水准才得以提高。当然，期刊评价的确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有些期刊片面地追求数据，甚至个别期刊为了进入核心期刊而故意制造一些假数据。但我们还是需要对目前学术期刊的整体情况给出客观评价，即如果与20年前的学术期刊相比较，学术期刊的进步是很明显的，尤其是人文社科期刊的整体水平有了大幅提高。而现行各种学术评价及期刊评价机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期刊的良性发展。
电视剧《围城》（）剧照。
03
学报会更倾向于采纳本校稿件吗？
新京报：你曾经撰文指出，有些学报偏向于采纳本校作者的稿件，甚至只接受本校作者投稿，实际上违背了促进校际学术交流的初衷，也不利于真正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这种现象还存在吗？给你们的平台投稿需要满足什么样的资格或条件吗？
仲伟民：这种现象的确存在过。上世纪80年代，教育部恢复一大批学报，之后又扩容了一大批学报，当时的确有文件指出，每个学报应该成为自己学校的窗口，主要反映本校师生的学术成果。在学报恢复和创立的初期，很多学校都有这种导向，包括现在的一些地方性学报，可能还是发本校老师的文章比较多。
但最近十几年，因为整个学术期刊的竞争加剧，这种情况逐渐开始发生变化。你当然可以多发本校的文章，但核心期刊评定只看论文影响力，你的数据不好就进不了核心。因此现行期刊评价制度倒逼学报，促使很多学报逐渐走出了原先“主要展示本校学术成果”的种种限制。现在越是办得好的学报，它的开放度就越高，校外作者越多。
新京报：在采纳本校与外校稿件的比例上，不同水平的高校学报存在差异吗？
仲伟民：重点高校学报尤其是名校学报发表本校老师文章的比例较高，应该一直是正常现象，《清华大学学报》采用本校教师文章的比例大概在30%左右。因为这些学校整体的学术基础力量非常雄厚，本校老师的研究成果常常已经代表了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因此适当多采纳本校教师的稿件，也并不会拉低学报整体的质量。当然，不排除某些高校的自稿率过高，不少名校学报的自稿率在5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70%，我认为比例过高就不合适了，有“内卷”的嫌疑。
有些高校自身学术研究水平相对有限，但这些高校的学报又想在学术期刊评价中赢得比较好的声誉，或者要争取进入核心期刊，这就必然要采取一些措施。所以，现在有一批高校学报越来越多地发表外来文章。比如，今年进入核心期刊的《济南大学学报》，采纳本校文章的比例非常低，每一期大概就一两篇，大量发表的都是外校约稿，尤其是来自名校和著名研究机构学者的文章。正是因为此做法，所以近几年《济南大学学报》的数据就比较好，5年前第一次进入C刊扩展版，之后连着两级跳，今年又进入了C刊正版，在全国范围内是非常显眼的一家学报。这样的学报能进C刊是件好事，说明只要努力，对提高中国整体的学术期刊水平，也是一件好事。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2期封面。
新京报：关于学报大量约外稿，此前就有一则新闻引起学术圈的
